原题：“毒纸尿裤事件”调查记者致监管部门的公开信：我只为那些体内检出甲酰胺的孩子！
来源：自媒体账号 记录者王文志 2026年6月21日
编者：不知从何开始，国内记者关心公共利益的揭露报道很难从各级主流媒体发出，往往是走自媒体或者港澳媒体渠道。习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求“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但主管部门我行我素依然限制媒体实事求是报道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黑幕揭露丑恶真相。期待开明领导人不折不扣贯彻总书记的要求，改善媒体环境，提升媒体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向所有隐藏的公开的丑恶宣战，为构建新时代民族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和通社编辑 王天剑
作为从业二十余年的调查记者，我始终坚守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以守护公共利益为最高职业追求。从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到市场秩序、民生服务，我始终站在事实前沿，亲历诸多被掩盖的小隐患最终演变为损害群众利益的公共事件。此次拿到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实验室的检测数据，看到上百份婴幼儿血样检出甲酰胺的报告，看到新生儿体内本可快速代谢的外源性甲酰胺却持续检出的结果，我选择公开这一关乎千万婴幼儿健康的真相。即便后续遭遇铺天盖地的污名化、无凭无据的动机揣测、来自相关利益方的定向施压与恶意干扰，我恪守事实的立场也绝无半分退让。
今天发出这封公开信，不为个人得失发声、只为公共健康诉求呼吁，为了那上百个体内检出甲酰胺的孩子，为了众多可能正在使用问题纸尿裤的婴幼儿家庭，恳请有关部门尽快成立国家级调查组，全链条核查本次事件的全部事实，给公众一个权威、透明、经得起科学检验的交代，更以此为契机推动母婴用品安全标准修订完善，从制度层面筑牢婴幼儿健康的防护屏障。
首先必须郑重说明，本次事件中山东省公卫中心质谱实验室的检测，全程具备完整科学严谨性，所有原始数据、实验记录、样本留存均有迹可查，完全不存在网络恶意造谣的“手搓设备”“编造数据”问题。本次检测的上百份婴幼儿血液样本，全部来自合作医院儿科的日常诊疗剩余样本，采样流程严格遵循医学伦理准则与生物样本采集管理技术规范；检测采用美国赛默飞生产的高分辨液质联用质谱仪与高分辨气质质谱仪，这是当前全球毒物检测领域公认的顶尖主流专业设备，完全符合国家级公共卫生实验室检测配置标准。
为最大程度规避结果误差，实验室未沿用尚无统一共识的血液甲酰胺检出阈值，将检出限设定在远高于常规科研的严格标准，同步以标准品定性、同位素内标法定量完成双重校验，最终仍在大量婴幼儿样本中检出了存在健康损伤风险的甲酰胺浓度。后续对照实验进一步夯实了结论科学性：实验室同步检测的成人对照组中，仅长期使用成人纸尿裤的卧床老人出现甲酰胺阳性，普通健康成人检出率几乎为零；两例1岁和3岁的阳性婴幼儿，在完全保持饮食、生活环境不变的前提下，仅停用纸尿裤三天，血液中的甲酰胺就由阳性完全转为阴性。
参与本次调查报道的记者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将纸尿裤捆绑在手臂皮肤较薄处模拟婴幼儿贴身接触场景，10小时后血液中甲酰胺浓度飙升近一倍，停用10小时后数值便下降了三分之二。所有环环相扣的实验数据，共同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大量婴幼儿体内的高浓度甲酰胺，核心暴露源就是日常贴身使用的纸尿裤。检测每一步都有完整的原始图谱、操作记录和人员签字，绝非别有用心之人污蔑的“民科实验”“造假数据”。反观涉事企业的公开辩解和相关行业协会的声明，从始至终都站不住脚，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推责式、护短式表态，经不起专业逻辑推敲。
涉事企业拿出的所谓“第三方检测合格报告”，均为企业自行挑选送检样本，全程自主把控送样流程，送检的并非市场流通环节消费者随机购买的普通产品，而很可能是专门准备的“特供样”，这种自导自演的检测结果从根源上就不具备公信力。他们把最低的行业准入门槛，包装成“产品绝对安全”的最高承诺，用信息差蒙蔽千万消费者。事件曝光后，不少使用相关产品后出现皮肤红肿、局部过敏的家长向企业反馈，得到的不是上门回访和问题排查，而是统一的甩锅式回复，甚至有企业私下联系提出质疑的家长，以相关产品福利叠加消费权益为条件，要求家长删除社交平台留言，试图用私下勾兑的方式把风险捂在盖子里。
本该承担行业自律责任的行业协会，这次更是站到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用一句笼统的“检测不具备公信力”，就试图全盘否定省级专业医疗机构完成的、有完整质谱原始数据支撑的临床研究。他们刻意把媒体的产品抽样报道，和医疗机构的人体生物样本检测强行绑定，用模糊的行业合规口径，试图直接抹杀上百份临床样本暴露的真实公共卫生风险。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行业协会守护行业健康发展的初衷，本质上是用行业话语权为涉事企业的潜在安全漏洞背书，用牺牲千万婴幼儿健康权益的方式，换取所谓的“行业稳定”，这种行为本身就应当被严肃审视。
时至今日，整个舆论场已经陷入严重偏离核心议题的乱象，这种无休止的内耗正在严重阻碍问题的真正解决。事件发酵以来，大量公共注意力没有聚焦在“孩子体内的甲酰胺从何而来”这个核心问题上，反而被刻意引导到了“报道是否有瑕疵”“记者是否博流量”的细节审判上。有人揪着产品抽样的样本量问题反复挑刺，有人毫无实据地把记者和商业检测机构强行绑定，炮制出“记者为了卖设备制造新闻”的阴谋论，甚至不惜用“利益输送”的污名化标签，试图彻底否定整起事件的公共价值。
大量自媒体账号在流量驱动下，要么站队企业炮制洗白内容，要么编造极端焦虑的谣言煽动公众情绪，整个舆论场陷入“信息错位、立场割裂”的罗生门状态。相关涉事企业和相关方面似乎乐见这种局面：他们无需澄清核心疑点、回应实质风险，只需搅浑舆论，让公众陷入“谁在说谎”的无休止争论，借舆论分裂拖延时间，待热度自然消退，此前暴露的风险便悄无声息翻篇。可他们唯独忘了，那些体内检出甲酰胺的婴幼儿，还在持续接触可能存在风险的产品；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家长，还在为孩子使用着有潜在危害的纸尿裤；那些被刻意掩盖的生产环节漏洞，还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健康伤害。
这种舆论乱象的本质，是把本该由监管部门、专业机构共同承担的公共安全责任，轻飘飘地甩到了开展舆论监督的媒体身上，把一场关乎千万婴幼儿生命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异化成各方拉扯的口水战，这本身就是对公众健康权益的极大漠视。如果任由这种乱象持续下去，我们错过的不仅是排查风险的最佳窗口期，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共卫生预警机制的信任根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国家级调查组已经刻不容缓，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首先，只有国家级调查组才能彻底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利益壁垒，以完全中立的第三方身份，调取山东省公卫中心实验室全部的原始检测数据、质谱图谱、样本记录，对留存的生物样本开展独立复核，用科学的方法验证之前的检测结果是否准确，从根源上终结当前各执一词的舆论乱象。
其次，调查组可以沿着“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的全链条开展溯源排查：从纸尿裤的生产原料、发泡工艺、添加剂使用环节入手，核查是否存在甲酰胺残留的可能性，再从全国不同地区的市场流通环节随机抽取样本开展盲样检测，彻底查清哪些批次、哪些品牌的产品存在甲酰胺残留，给所有家长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调查组可以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本次检出甲酰胺的上百名婴幼儿进行长期健康随访，评估低剂量甲酰胺长期接触对婴幼儿肝肾功能、生长发育的潜在影响，为后续的临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本次事件可望成为推动我国母婴用品安全体系升级的关键契机。调查组的最终结论，将直接为修订纸尿裤国家安全标准提供核心数据支撑，推动甲酰胺正式纳入母婴用品强制检测清单，填补当前的标准空白，从制度层面避免类似的风险再次发生。
同时，以此为起点，逐步健全全国基层毒物检测体系，完善各级公共卫生实验室的质谱检测能力，搭建起覆盖全国的人体环境毒物监测直报网络，让类似的公共卫生风险，在萌芽阶段就能被及时发现、快速处置。这是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一名资深调查记者，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一篇报道的对错，而是千万个普通家庭里，那些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的健康权利。他们还不会说话，无法为自己的安全发声，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成年人，必须义无反顾地为他们挡住所有看不见的健康威胁。坚信在国家级调查组的权威核验下，所有的真相都会水落石出，所有的潜在风险都会被彻底排查，终将给千万个焦虑的家长一个踏实的交代，给所有婴幼儿一个真正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经济参考报》记者 王文志202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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