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伍飞的政治旅游学方案：《旅游整合世界》

图为2012年12月18日晚，伍飞在联合国记协颁奖典礼现场

来源：联合国友好画报中文版

原标题：你能读懂未来，便能把握好现在/政治旅游学的文明起底/伍飞方案：《旅游整合世界》

文/王学会

“如果说谁是世界政治旅游学的奠基人，或许非华人学者伍飞先生莫属。”加拿大有媒体曾经这样评价说。

其分析认为：“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哈佛、耶鲁的教授就提出了‘政治旅游’或‘旅游政治’的概念，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所以，一直以来只停留在‘思想的火花’阶段，直到21世纪的2008年，伍飞先生论著《旅游整合世界》的出版，‘政治旅游’理论方成体系……”，说来可谓名至实归。

该媒体还借学界的话说，大家因此才“普遍认为，‘政治旅游学’终于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了。”也许伍飞的观点太有创新意义，有人才称其为和平思想家，并将其理念冠之为“政治旅游学”。

而在国内外旅游浪潮激荡澎湃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中国不断为许多国家公民免签的利好现实中，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在北京奥运村的一个咖啡馆，记者就此与伍飞先生进行了热情愉快的交流。

2012年12月18日晚，在联合国记协颁奖典礼上，伍飞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赠送签名论著《旅游整合世界》

第八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中国学者伍飞论著《旅游整合世界》题词，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位联合国秘书长为一位学者的理念题词

从理念到学科奠基：伍飞与他的 “政治旅游学”

伍飞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做过媒体总编辑。15年前转行做学术研究。2005年，其提出“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即刻被媒体誉为旅游界的“地标性”格言。多年来获得“东亚旅游十大知名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等殊荣。

2012年12月，伍飞应邀出席联合国记者协会颁奖年会，并作主题“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书面演讲，受到各国嘉宾欢迎。主办方还向包括潘基文在内的来自全球500余位嘉宾，赠送了其论著，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并且让旅游成为自洽的“和平使者”。

许多文章认为，与大名鼎鼎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表现出的悲观情绪相比，伍飞则是一位乐天派。其论著以“旅游”为视角，揭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指出人类的终极目标——“旅游整合世界”，在这一观念下自然而然，“你能读懂未来，便能把握好现在”。

坊间认为，对于“旅游整合世界”理念，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更成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旅游政策、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指导思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图为伍飞与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先生合影

通过旅游，人们可以跨越国界，亲身体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俗和生活方式，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消除文化隔阂，促进世界的和谐与发展。

或许有人会说他的理论，跟古人说的“大同世界”以及眼下泛滥的全球化理论大同小异，并不稀奇。众多学者却认为，与历史上大而幻的空洞理念相比，伍飞的理论无疑更接“地气”，至少为人类实现“大同”社会找到了一条路径。

旅行的历史回响：先驱者的文明对话实践启示录

提到旅行，我们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两位伟大的先驱者 —— 马可・波罗与徐霞客。700 多年前，马可・波罗这位勇敢的意大利探险家，怀揣着对东方世界的无限憧憬，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他穿越茫茫沙漠，跨越浩瀚海洋，用脚步丈量着欧亚大陆的广袤，最终抵达了神秘而富饶的中国。

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认识东方文明的大门，让欧洲人第一次真切地领略到了东方文化的灿烂辉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东方的向往与探索热情，为后来的大航海时代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图为伍飞与挪威驻华大使赫图安先生合影

几乎在同一时期，遥远的东方，中国的徐霞客，这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与旅行家，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旅行的传奇。他一生志在四方，“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从繁华的江南水乡到险峻的西南山川，从广袤的华北平原到神秘的西北大漠，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徐霞客用 30 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 60 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这部著作不仅详细记录了各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更展现了他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以及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光流转，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旅行的意义和价值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旅游整合世界” 这一理念的提出，宛如一场及时雨，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它不仅仅是一种旅游观念的创新，更是一种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与积极探索。在这个理念的引领下，旅游不再仅仅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更是一种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一种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

“旅游整合世界”：理念的积极演进与全球共鸣

2005 年，中国学者伍飞率先提出了 “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 的理念，这一理念犹如一颗璀璨的星星，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和驻华大使的广泛赞同，被媒体誉为旅游界的 “地标性” 格言。

200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伍飞先生的论著《旅游整合世界》。这本书从旅游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对旅游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展示了人类旅游发展的宏观脉络，并揭示了旅游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对人类文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的出版，标志着 “旅游整合世界” 这一理念开始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为人们理解旅游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图为伍飞与墨西哥驻华大使李子文先生合影

2012年12月19日，伍飞应邀参加联合国全球记者颁奖大会。在大会上，主办方联合国记者协会向包括潘基文在内的500余位嘉宾，赠送了伍飞的思想著作《旅游整合世界》和其倡导颁发 “联合国旅游护照” 的书面演讲，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一事件不仅极大地提升了 “旅游整合世界” 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也使得这一理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旅游护照’伍飞演讲说明会”上，伍飞指出：“人类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实现，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历史证明，政治的力量常常产生地域的壁垒，宗教的力量又往往导致心灵的隔阂，只有旅游，才能使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共同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近年以来，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整合世界” 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2014年6月19日，来自世界67个国家的350余位嘉宾，在贵州签署《镇远旅游宣言》，支持中国学者颁发“联合国旅游护照”之倡导，呼吁“全世界旅游者联合起来，为建设一个没有战争，只有旅游的新地球而奋斗！”

理念内核的解析：旅游作为文明共享的核心载体

伍飞说，对于“旅游整合世界 ”理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丝绸之路的驼铃到大航海时代的帆影，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跨区域旅行都加速了文明碰撞。今天，旅游让东京的上班族在巴黎咖啡馆读到《道德经》，让挪威的背包客在柬埔寨村落理解“知足常乐”。这种面对面交流消解了偏见，催生了跨文化共情。

北京大学出版社《旅游整合世界》宣传海报

传统旅游追求“打卡式消费”，而当代旅游更注重“在地化体验”（如民宿生活、非遗手作）。这种转变标志着人类文明互动从“他者凝视”转向“主体参与”，正如《旅游整合世界》书中强调的——“旅游的本质是互相成为彼此文明的学生。”

文明共享的三大驱动力 ——

1.数字平台（如Airbnb Experiences）让秘鲁农民能直接向全球游客传授印加纺织技艺； VR旅游技术使战乱地区的文化遗产得以数字化保存与传播，实现“无法抵达，仍可共享”。

2.年轻世代的价值革命

Z世代旅行者中，72%优先选择支持环保和社区公益的旅行方式（数据来源：World Travel Trends 2024）。这种“负责任旅游”理念正推动文明交流从“掠夺式”转向“馈赠式”。

3.全球危机的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与疫情让人类意识到命运相连。跨国旅游合作项目（如“珊瑚礁修复旅行”）将生态保护变为全球公民的集体行动，印证了“文明共享”不仅是理想，更是生存必需。

如何避免“伪共享”？当巴厘岛仪式沦为酒店表演、西藏唐卡变成流水线纪念品时，旅游可能异化为文明的剥削。真正的整合需尊重文化主体性，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威尼斯等旅游过载城市的教训表明，文明共享需以生态承载力与社会承载力为边界。

“限量预约旅游”等创新模式或是未来方向。

未来世界的图景：旅游文明的新范式与宇宙维度

未来的旅游城市可能是这样的：迪拜的AI导游用斯瓦希里语讲解中国瓷器，而上海弄堂茶馆里，法国游客通过区块链购买非洲咖啡农直供的豆子——本土文化与全球网络无缝衔接。

随着太空旅游兴起，文明共享的范畴将超越地球。当月球营地播放巴西桑巴乐、火星科考站研究藏族医药时，从“人类共享”到“星球文明”，“旅游整合世界”将被赋予宇宙尺度的新内涵。

在联合国参会期间，伍飞到纽黑文大学拜访华裔李昌钰博士，图为李昌钰给伍飞佩戴纪念章

伍飞认为，旅游的本质，是人类对自我与他者永恒的好奇心。在“旅游整合世界”理念的启示下，我们应超越“旅游即产业”的狭隘视角，而将其视为文明演进的“操作系统”。

2024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伍飞先生著作题词：“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位联合国秘书长为一位学者的理念题词。

它既表达了一名国际政要对中国学者这一理念的“英雄所见略同”式的认可，也是对伍飞先生满怀热情的褒赞，并揭示了旅游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文化、经济与价值观的互联互通。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并行的今天，旅游已成为推动文明演进的核心力量之一，其背后折射出人类文明从孤立走向共生、从差异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当每一个旅行者都成为文化使者，当每一段旅程都编织进全球理解的网络，人类才能真正迈向孔子所言“天下大同”的文明共同体。

2012年12月，伍飞先生受联合国记者协会邀请，赴纽约参加其一年一度的颁奖会。会上该协会向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500余位嘉宾，赠送了他的论著《旅游整合世界》和其关于倡议联合国颁发“联合国旅游护照”的书面演讲，引起了诸多与会人士的共鸣。

隔日，联合国有关机构再次邀请伍飞，为部分联合国官员作“联合国旅游护照”的专题演讲。伍飞在演讲中指出，“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应从传统解决矛盾、避免战争逐步转型到推动人类融合和文明共享的轨道上来；应从传统的服务国家和团体逐步转型到服务地球公民的轨道上来。

历史性的探索：联合国角色与“世界政府”趋势

伍飞认为，“世界政府”的建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政治话题。而这一观点，来自于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多年研究。

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曾讨论过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预言有一天，人类为了永久和平将有且只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权威。

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在1625年写的《战争和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一书，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起源。“联邦”的概念在18世纪末赢得了不少的支持。更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世界上第一个民主联邦——美国，于1788年诞生了。

一直以来，欧洲的许多哲学家受到了相关思想的影响，创造了类似的理论，尤其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他在1795年写下了《论永久和平》的短文，在这篇短文里，康德描述了人类永久废除未来战争威胁的三个基本条件：

1、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Republican）的。2、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之上。3、世界公民法应当依据普遍受到友好接待的条件加以限定。例如人们可以参观其他的国家，但未经邀请不能停留。

1811年，德国哲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在其一篇名为《人类原型》的短文中，建议设立五个地区联盟：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然后结合成一个世界共和国。

借鉴美国的经验，在1848年和1867年，瑞士和加拿大也分别建立起了第一批多国联盟，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统一在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内。

随着“世界政府”理念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因此诞生了许多国际组织。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国际电信联盟成立于1865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74年。

人类进入20世纪后，由于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各国之间的倚靠关系日益紧密，从而加速了国际组织的形成。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14年的“一战”爆发前，共有大概450个全球性或地区性组织。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国际组织的发展，国际法研究也取得了大的进步。

1873年，比利时法学家Gustave Rolin-Jaequemyns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法研究院，领导并起草具体的国际法草案。

第一个世界议会的雏形“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也在1886年由克里默和帕西开始组织，由许多国家的议员组成。1904年这个联盟正式提议，成为“一个定期讨论国际问题的国际国会”。

伍飞说，从古到今，政治人物向来是“世界政府”的践行者。著名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大英帝国。就大英帝国来说，它最辉煌时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誉为“日不落帝国”。这是世界曾经最接近一个共同政治体的时期。

巴哈欧拉在1852年和1892年之间，创建了巴哈伊教，并为他的新宗教确定了一个建立全球联邦的重要原则。

基于全球人民共享和共商的基础，巴哈欧拉设想了一套新的社会体系，包括一个世界立法机构，一个国际法庭和一个国际行政机构来执行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决定。他的准则还包括世界通用的度量衡，统一货币，并使用一个国际辅助语言来交流。

不过，在伍飞先生论著《旅游整合世界》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靠政治和宗教的力量试图建立起来的完整的世界政府，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20世纪的前50年，企图通过建立全球性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最让世人悲催的是，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及1919年和1938年的“国际联盟”，均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之后的“冷战”时期也证明，在人类的综合发展并不成熟和核心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条件下谋求统一的“世界政府”无异于同床异梦。

同一个世界与梦想：地球村的实现与智能化的来临

即使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人类追求成立“世界政府”的脚步却从未停止。相反，从“二战”行将结束到1950年，这一时期造就了“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黄金时期。

专访集《与50位大使对话旅游》

温德尔·威尔基的书《一个世界》，在1943年第一次出版就卖出了超过200万本。另一本作者名叫埃默里·里夫斯的《和平析》，因其在书中宣扬用“世界联邦政府”取代联合国的观点，使该书迅速成为世界联邦主义者心目中的“圣经”。

1947年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会议，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联合会，即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到1950年，该组织声称在22个国家拥有56个成员组，并有156000位成员。

1948年，该组织创始人格瑞·大卫（音译）在联合国大会上未经许可发表演讲，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却以被警卫赶出大会而告终。随后，大卫先生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并开始注册成为世界公民，不到两年内便有超过75万人也注册成为了世界公民。

1953年9月4日，大卫在美国缅因州的埃尔斯沃思市政厅宣布，“世界政府”基于三个“世界法律”，即同一上帝、同一世界和同一人类，并为此在纽约成立了“联合世界管理局”，首要任务便是设计和发行世界护照。据悉，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发行了超过80万本这样的护照。

但大卫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没有发展的后劲。伍飞认为，“同一上帝”便是一种不符合世界多元化潮流的“霸道”之举，仍然没有脱离宗教“整合”世界的陈旧藩篱，且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因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便是信仰自由。

康涅狄格圣三一大学的社会学家杰姆斯·胡戈（音译）是全球政府的支持者，他认为这是顺应时势的必然选择。

胡戈说：“本世纪内应该会出现新的，为政治一体化服务的经济、文化和通信力量，而灾难性的重大威胁，会让成立全球政府体系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他所指的“灾难性的重大威胁”，指的是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新兴科技给人类所造成的威胁。

关于可能实现的政治实体——“世界政府”的理念，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政治实体解释并执行国际法，现有的国家要逐步削弱和放弃某些权力。这当然要和前面所提到的“人类意识”的增强同步进行。

令人欣喜的是，不管主权国家愿意不愿意，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例如，WTO的出现，就在经济领域“剥夺”了主权国家的部分经济权力。事实上，“世界政府”将在现有的国家主权上新增一级行政级别，或为不同国家提供独立国家无法提供的协调。信息社会的来临，地球村的实现，都为“世界政府”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视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种超国家和大陆联合体，如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和东盟等为世界政府体系的雏形。

与早期相比，这些国际组织或机构在推动人类融合和协调国际事务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这并非是现代人比过去的人更聪明，而是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结果使然。

中国有句古话：“强扭的瓜不甜”，另一句相应的话则是“水到渠成”。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组织，都是推动人类融合的外因，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才是各种组织抑或“世界政府”得以实现价值的内在根本。

尤其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人类融合和文明共享的澎湃潮流，也必将推动诸政治实体合并在一起。正如胡戈所指出的那样，不管有没有敌对势力，历史的推动都将我们指向了全球政府的大方向。

全球文明愿景取向：旅游乃未来风向的唯一路径

伍飞说，人类的旅游活动已进行了两次飞跃。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发明，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了旅游“大众化”的结果；第二次飞跃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化”开始期，人类由“大众旅游”进入“全球旅游”时代。

而对于各类国际组织而言，当人类旅游活动第三次飞跃到来的时候，“世界政府”不是出不出现的问题，而是谁将有机会主导“世界政府”成立的问题，它的“牵头人”是联合国？欧盟？抑或其他国际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5000万人的伤亡，而且大部分是平民。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许多仁人志士呼吁建立能永久防止冲突的国际机构，这导致了联合国在1945年的成立，并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综合性国际组织，到2012年为止，共有193个成员国。在“冷战”时期，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安全、推动人类和平方面取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在国际政治等诸多领域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些著名的人士，像爱因斯坦、丘吉尔、罗斯福和甘地等，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逐步形成一个有效管理世界的“世界政府”。不过，他们所谓的“世界政府”是撇开现有的联合国另起炉灶，还是将联合国进一步改造，不得而知。

从眼下来看，联合国确实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冷战”结束之后，仍按传统老路走的联合国，发现路已越来越窄。许多国家拒缴或拖延会费便是一个明证。而2024年巴以战争时，以色列外交官在联合国大会上大骂联合国秘书长并声称联合国必须解散的现象，更是凸显了联合国在新时期的危机。

许多媒体评论道，鉴于在过去数十年来安理会未能有效推动中东和平，又未能结束叙利亚内乱，以色列愤怒可以理解。许多媒体还对安理会的“能力、作风和机制”提出了质疑。

面对联合国越来越松散以及越来越缺乏权威性的现实，虽然联合国内部不少精英也越来越意识到联合国转型的迫切性，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又似乎方向不明，无从下手。

伍飞认为，毋庸置疑，“世界政府”是由“世界公民”组成的。一个公民的“公民权”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主权范畴。像WTO向各国“剥夺”部分经济主权一样，联合国目前是“分享”主权国家部分政治权力的最佳组织。

实际上，欧盟国家正在实行的申根护照，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小联合国旅游护照”。虽然与欧盟相比，颁发“联合国旅游护照”难度要大得多，但只要世界各国统一认识，从金字塔端开始向下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性操作并无难题。

联合国若能审时度势，利用现有的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颁发“联合国旅游护照”，不仅能加大世界公民对联合国的向心力，还能为联合国未来主导“世界政府”的构建增加竞争的筹码。

更为重要的是，当最终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公民都拥有“联合国旅游护照”时，我们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有还会有战争吗？这种想法和做法，难道不是和联合国当初成立的理念相吻合？！

在纽约“联合国旅游护照·伍飞演讲说明会”上介绍论著《旅游整合世界》

与欧盟相比，联合国机构庞大、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历来为众人所诟病，若不进行大的改革，这一切必将会成为其今后试图主导建立“世界政府”的显著障碍。相反，欧盟很可能会以丰富的经验、高效的管理和廉洁的组织，赢得未来世界公民对它的青睐。

何况，联合国还有一个致命的短板，那就是在较长时间内，仍将是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对它已越来越嗤之以鼻。这就要看联合国在全球管理民主化潮流面前，能否进行华丽的转身，从而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首次授予欧盟，这既是对它一路走来所取得的成果的褒赞，更预示着它有着强大的发展远景。欧盟内部虽然还存在各种不利因素，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人，在世界人民面前率先走出了一条消除分歧，避免战争，共享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和平途径，实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样板。

伍飞认为，人类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要建立一个有机统一的“世界政府”，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新文明的形成。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文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无疑需要一种全球范围的新文化的培育、形成并深入人心。这个新文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全盘东化”、既不是全盘“欧化”、全盘“美化”，也不是全盘“黄化”、全盘“绿化”。

因为，世界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纯粹的先进文化。新的先进文化必然是一种南北互补、东西合璧的新型文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世界文化一体化必是同步的，这种交易、交流、融合是悄无声息的，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

而旅游，是能达到此目的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