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微观经济学“择优分配原理”有一个错误却被当作普遍正确的认知，误导了人类半个世纪：每个理性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和学早已在“率极均衡原理”里面论证：每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最后是两极分化，结构失衡，陷入整体利益最小化。指出这是一个“择优不优悖论”，它解释了形成互害模式，经济增长到饱和就会出现拐点，出现两极分化陷入内卷等爆发周期经济危机的原因。这个道理，茅于轼教授私下是承认的，但他始终还是不肯公开向社会阐释。因为，这颠覆了他终身构建的号称是微观经济学脊梁柱的经济理论《择优分配原理》，1975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托罗维奇因发现此理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颠覆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培植包装起来的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世界名著《国富论》核心认知：看不见的手理论。它主张个体利益驱动在市场机制下自发形成社会整体效益，奠定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石。康托罗维奇、茅于轼继承了300年前斯密的理论逻辑，将他上升为：每个理性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理论只在市场经济增长上升时期的论域里成立，但是，所有的市场经济体通过充分竞争之后都会走向两极分化，一旦经济陷两极分化，少数人占据社会绝大多数资源与财富，必然导致内需不足，经济体系自然出现内卷，陷入恶性循环就会塌陷崩溃。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这也是一个悖论。当一个系统陷入分化的困境，给所有人发钱，是给大多数弱者输血，使经济体舒筋活血，流动性走起来。对于少数财阀而言发钱意义不大，但对濒临破产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起死回生，对市场经济体就是提升消费能力刺激消费，对工厂而言就是库存兑现，带动资金流促进生产就业，对政府而言，就是增加税收与维稳，对整个国家而言就是将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使经济逐渐走出内卷与畸形，走向国富民强新的均衡。——刘浩锋
原标题：柏文喜||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一场精心包装的结构性耍流氓
“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这句据传是胡锡进对自己话近年来在中文互联网被反复引用，俨然成了某种“经济常识”。它听起来简洁、犀利、富有洞察力，仿佛一句顶一万句，能瞬间戳破政策主张者的“天真”。但正如孙立平先生所指出的，这句话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把现实剥得只剩下总量，把社会剥得只剩下货币，把人剥得只剩下抽象的经济人。它不是在解释世界，而是在取消世界。它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耍流氓。
一、总量神话：一场“去结构”的偷换概念
“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的核心逻辑，是用总量守恒的幻觉掩盖结构失衡的现实。它假设货币与商品一一对应，假设发钱不会改变分配结构，假设通胀会均匀地摊在每个人头上，就像一场暴雨，人人淋得一样湿。但现实是，有人站在屋檐下，有人站在暴雨中，还有人打着伞、坐着车、住着带地下停车场的别墅。
这句话的狡猾之处在于，它用“总量不变”偷换了“结构不变”。它告诉你，钱多了，东西没变，所以等于没发。但它不告诉你，谁的钱多了、谁的东西没变、谁的东西变少了。它把“发钱”简化为“印钞”，把“通胀”简化为“均匀稀释”，把“购买力”简化为“人均购买力”。这不是经济学，这是算术催眠术。
更荒谬的是，它把“发钱”预设为一种无差别的“全民撒钱”，仿佛政府会开着直升机，把钞票均匀撒向每一寸国土。但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是“给所有人发钱”而不涉及结构设计的。哪怕是全民消费券，也有额度差异、使用门槛、时间窗口；哪怕是现金发放，也有收入上限、家庭结构、地区差异。政策从来不是“撒钱”，而是“再分配”。
二、结构现实：发钱不是“放水”，而是“导流”
孙立平举的第一个例子，是贫富差距下的发钱效应。一个富人拥有5050元，其余99人各拥有50元。政府每人发100元，富人变成5150元，穷人变成150元。面包涨价到2元一个，富人能买的面包从5050个降到2575个，穷人则从50个升到75个。这不是“等于没发”，这是“劫富济贫”的现实版。
当然，会有人跳出来喊：“这是侵犯财产权！这是民粹主义！”但问题是，财产权的正当性，从来不是靠“总量”来论证的，而是靠“结构”来辩护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财产分布已经严重偏离了“贡献—回报”的对称性，那么“发钱”就不是“均贫富”，而是“矫正扭曲”。它不是对市场的干预，而是对市场失败的修复。
更关键的是，发钱不只是“再分配”，更是“再定价”。当穷人手里多了100元，他们不只是“多买了25个面包”，他们还可能“多买了一根香肠”。于是，一个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产业被孵化出来，一个新的就业被释放出来。这不是“通胀”，这是“增长”。这不是“零和”，这是“正和”。
三、财政来源：不是“印钞”，而是“让利”
孙立平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发钱者“从自己腰包掏钱”。这不是货币总量的增加，而是财政结构的调整。它不是“放水”，而是“导流”。它不是“通胀”，而是“让利”。
但现实是，“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这句话，往往出现在反对“全民分红”、“民生补贴”、“直接现金转移”的语境中。它的潜台词是：政府没钱，发了也白发；发了也通胀；发了也不公平。但它不告诉你，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它不告诉你，财政支出本来就是一种结构性选择；它不告诉你，“不发钱”也是一种发钱——发给谁？发给城投、发给国企、发给基建、发给银行。
2022年，中国财政收入20.37万亿元，支出26.06万亿元，赤字5.69万亿元。这些钱，没有一分是“撒”给老百姓的。它们变成了高铁、高速、高架、高楼，变成了“稳增长”的项目、变成了“调结构”的产业、变成了“防风险”的注资。这不是“不发钱”，这是“发给资本，不发给劳动”。这不是“中性政策”，这是“结构性偏袒”。
四、话语政治：谁有权定义“发钱”的合法性？
“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有用。它有用，是因为它能为“不发钱”提供合法性；它有用，是因为它能把“民生诉求”污名化为“民粹主义”；它有用，是因为它能把“分配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一句“等于不发”，就取消了所有关于“谁该得、谁不该得”的伦理讨论。这是一种话语政治的耍流氓。它用“总量”取消“结构”，用“通胀”恐吓“分配”，用“效率”压倒“公平”。它把“发钱”说成是“懒政”，把“不发钱”说成是“理性”；把“民生”说成是“短期”，把“基建”说成是“长期”。它不是经济学，它是意识形态的防弹衣。
更恶心的是，这句话往往出自那些早已享受“结构性发钱”的人之口。他们住在房价暴涨的城市，享受着土地财政带来的基础设施红利；他们的资产随着货币扩张而升值，他们的企业随着信贷宽松而扩张；他们一边吃着“财政饭”，一边骂着“民粹饭”。这不是“学术中立”，这是“既得利益者的道德优越”。
五、结语：拒绝总量暴政，回归结构正义
“给所有人发钱等于不发钱”是一句反政治的政治口号。它用“技术正确”掩盖“价值错误”，用“总量守恒”取消“分配冲突”，用“通胀恐惧”否定“民生权利”。它不是经济学的真理，而是结构的暴力。真正的经济学，不是问“发了多少钱”，而是问“发给了谁、改变了什么、创造了什么”。真正的政治学，不是问“是否通胀”，而是问“谁承担通胀、谁享受增长”。真正的伦理学，不是问“是否公平”，而是问“谁有权定义公平”。拒绝总量暴政，回归结构正义。发钱不是万能，但不发钱万万不能——尤其是当“不发”本身就是一种“发给”的时候。
别再拿“等于不发”来耍流氓了。这句话不是智慧，是遮羞布。它不是学术，是权力的话术。它不是为人民说话，是替结构开脱。我们要问的不是“发钱有没有用”，而是——不发钱，谁最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