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与体制控诉不同，前者主要基于信仰和价值检讨，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与评说，以及对美好社会的理想预设；后者仅仅系于现存格局做技术修改或法理反抗，关心的是个人或小众权利，在乎的是自身处境如何改善。
简单说，社会批判必须有先知先觉，有对人类缺陷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意识，政治经济形态有所质疑，并据其理念提出相应的反思和系统重建。故其存在对社会进步和政治检疫有积极意义，也被各文明系统，社会政策给予宽容和肯定，并在一定范围获得人民的鼓励和支持。
从务实考量，文化策论为一时之效允许竞争，可以讨好有钱人（现在叫市场主体），这听起来中性而人畜无害，实际上就是按资本主义逻辑趋炎附势，只要经济发展，有财富积累就是好鸟！但从长远看，政治道义的有效性就不单是组织资本巧取豪夺，变着花招搞弱肉强食，谋财套利，更应当替天行道，有民生关怀和导人向善的价值判断，也即“为多数人安身立命着想”，让后来者、馈乏者和一切众生皆有出头之日，觉得做个好人不仅值得而且光荣，有体面。
所以，就政治哲学而言，追求崇高并非要芸芸众生清心寡欲而是“歌功颂德”，礼赞好人好事，让世界不致因少数“撞了好运”的人饕餮而累积不公和怨恨。
由此而论，政治文化的伦理重建就应当确保天下生生不息、人丁兴旺，谁都有出头之日。由此，举凡讨论社会问题就应当循此才有天理良心和历史正当性。否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仅仅是教科书式的文宣和励志故事，其精神传统总会在民心中生根发芽，并随机“重启”而令一小撮得势者寝食难安。
就天道、天理运数而言，好日子也不可能长期青睐同一伙人，如老子告诫：“祸福相依，奉不足而损有余”，在经验和事实上也一再被证明，此一说法不仅可信，而且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由此，社会均衡虽不可欲，也可能做不到，但差距太大肯定会让得势者不能持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史悲情可能因利害权衡而被折衷处理，但肯定不会风化消散，凡事不能过头，否则因果不爽，到时无差别的清算肯定对谁都没好处！
就如当下“躺平”一词引发的與论风潮，推波逐浪者大体呈现两种状况：左倾“盲动主义者”以反对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垄断市场套利，大资本平台无限扩张造成阶层固化，年青人上升空间受阻，社会“内卷化”互害为根据。旨在批评当权者亲资本，嫌贫爱富的社会政策，鼓励青年人拒绝996，看破放下，“佛系放生”，以免资本家侵占剩余价值，变着花招“割韭菜”，支持劳动者选择“躺平”不消费，不结婚买房等。
以消极态度抵制市场竞争和资本逐利，拒绝做“打工人”。反对一切有助于创造财富的劳动和工作，认为当前多数既无资本博弈，也无权力托命的青年人，无论如何勤奋努力，如何积极上进，在资本压榨之下，非但无法改善处境，增加个人收益而过上体面生活，反倒有助于成全资本势力做大做强，以便其更加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最终造成尾大不掉，进而凌驾于国家之上作威作福，欺压劳动人民。
“右倾机会主义”者之论“躺平”则与前者不同，指控对象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主张青年群体“消极无为”，拒绝公共事务，以不抵抗、无干劲，造成事实上的无政府主义“游民社会”，瘫痪国家意志和发展动力，用“丧文化”、颓废主义，鼓动青年抗拒社会进步和个人赋能，以“躺平”，懒散、责任豁免和非道德化个人主义取消积极上进，奋发图强的中国精神。抵制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主张悲观厌世，麻木不仁，强调事不关己，回归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不劳动，不上进，不婚不育，鼓噪个人立法自决，脱离实际“闹退步”，为丁克、独身主义、同性恋和各种“蜕化变质”说法、做法搞正当性辩护。其目的旨在离散社会发展共识，并借“躺平”为精神落魄，意义感丢失找个体面的理由和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