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心：技术、制度主义围猎，谁能保证没有恶意？

文/ 本社主笔 汉心

新媒体时代，社交语言和人际关系都是即时性，碎片化拼接，而且呈短、平、快小圈子倾向，使得个人主观好恶比实事求是，分析问题更诱人，也更能影响民情民心。

仅从能量和信息配置上讲，“经济理性”、市场化借助新技术支持，或许能够清晰定义发展指标，优化人的生存环境，并帮助人们迅速找到自己喜欢的人，搭建新的社会关系，然后把人的各种难题像统计学，机械制动系统一样在政治上“建模”搞定。这也是“普世价值”及其法律主义者对好社会的设想和承诺。但在多数情况下, 人的行为动机其实并不单纯取决于制度好坏，而是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的“气场”，是共同体内风俗习惯，如何打理关系且能有效达成目标，怎么过才舒服的生活化随机领悟。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法律制度并不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也不必然得出顺天理，合人情的结论。相反，在纷繁的人事扞格和利益纠缠中, 多数人并不都是基于法律的“公正”而自愿承担后果，更多的服从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训示，良心不安，以及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如彼时的处境态势、时代风气，人情、面子，荣辱感和羞耻心等。

就发生学而言，任何文明都是人类基于生存安全，通过认信而建构的知识和观念系统，其要义在于优化共同体生活方式和族群光荣感。因而对特定社会偏好，历史经验必然进行筛选剪裁，重复演说，进而整合成一系列规范性精神道统和交往伦理。周公制礼作乐，商鞅徙木立信，秦王书同文，车同轨……，古今中外的加冕仪式，政教典礼，宗教劝化等，大多缘此展开。

所以，就中外历史经验和事实而言：世界本没有正确的经典，说的和吹捧的人多了，便成了经典。法国思想家福科说，知识的本质就是权力。中国人当下的意义迷失和心理挫败感，除了文人观念老化，社会习惯陈旧拖沓之外，也与知识分子立法权丧失有关。

想想，整天寻老庄孔孟、洛克、海耶克等，为当下社会痛苦解困，能吗？前人、外人的学问和知识总结于当事者或许很正确，也值得借鉴和研究，但都是因应彼时的处境和问题，是过往经验和感受而且局限多多！那时尚无解，何况今日！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审视当下，数十年价值“解构”和冷嘲认定个人才是终端，一切意义都从“我”出发，没有值得信守的“客观标准”，好坏皆系于我的感受和判断！如此人文生态！如何达成共识，创造一个新世界？

深究各种文明定义和继承机理，公众对某种观念及其法统的认领和服从，大多不是讨论的结果而是武器的批判，是利害权衡，系统化的生计逼迫而累积的经验选择，是重复摹仿养成的路径依赖和习惯使然。既无关真理和事实，更不是顶层设计，或文人争吵的结果。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领域，国家道路，理论效用和社会风尚等，一切看似“正确”的上层建筑，本质上都是政教传统，教育规范系统化、长期化学习沉淀，传媒和社会重复演说，而后大家习以为常的想法、说法和做法。

技术操控与文明反思

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如果被理解为科学，由技术和算法编码构建文明，则生物再造、人工智能就有可能排除人的“天性”而不受指责，科技竞争将锚定人的生物性状和神经系统展开无所不用其极的迭代和置换，从而借助“牛顿生物学定律”，假定生命可以用数学或物理公式进行定量分析，并预测自己的生命和寿限，然后基于商业利益和“科学配方”制造人，进而制造各种社会问题。到那时，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差异，基于人性人心，精神情志与传统“天人合一”的复杂性和关联性，遗传与演化相互作用生生不息的“有机性”图谱就有可能被“篡改”并重新布局！难怪有人担心科技“反客为主”，人将由技术统治，人说了不算而是被机器和算法操控和支配。

从历史看，不管如何定义人的价值，判断人性变化的标准首先是自我认同，而不是科学界定，是意识觉醒，包括欲望、感受和伦理属性等，以及由此派生的同情心，同理心（如孟子“四端说”）等公共态度。从环境与干预思维两方面分析，有人认为只有对人作生物性干预，才会对自我意识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局部干预仅仅是干扰，无伤大要，而全面更替则有可能中断，或转换人类文明的内在机理和方向。由此推演，科技竞争，各方力量对人进行算法控制，实施生物性状改造的危害性就值得反思和警惕，技术伦理也应当作为首要政治和文明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

或许，基因编辑、人造人到寿命延长不会导致人类意识的全面混乱和认知改变，拥护者和反对者都不占多数。真正对人文伦理及其观念形成挑战的是借助技术做基因编制无中生有，批量造人。就当前而言，依赖技术造人、造势或许很符合各式前卫思想如白左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丁克和不婚不育者的性情癖好；无限期续命对多数人而言也会乐观其成。但问题是：技术竞赛与资本扩张肯定会失控而且不断拆解人道限度，届时谁能阻止技术围猎，谁能保证没有恶意侵犯？造人与坑人倘无“绝对价值”居高临下守住底线？无论国家或个人都作不了主！文明存废的前景势必因科技竞争而导向异化而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