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通社高级评论员、记者胡勇飞
近日，江苏科技大学首席科学家、号称“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的郭伟，被媒体揭露其最高学历仅为高中，涉嫌伪造履历、欺诈科研经费，一石激起千层浪。然而，更荒诞的一幕紧随其后：一个自称“俄罗斯工程院中国总部”的机构，竟以一纸红头文件高调宣布“调查”此事。
这一系列操作，让公众瞠目结舌：一个俄罗斯的学术机构，为何会设有“中国总部”？其外籍院士中，中国人占比竟高达近三分之二？这背后，是一条怎样的灰色产业链？又是怎样的土壤，让这些穿着“皇帝新装”的“克莱登院士”们在中国学术界大行其道，招摇过市？
起底“俄罗斯工程院”：一个被精心包装的“学术神话”
当“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的头衔出现在某位学者的简历上时，多数人会本能地将其与权威、国际认可画上等号。然而，剥开这层光鲜的外衣，其内在却令人大跌眼镜。
“民间协会”的本质：俄罗斯工程院并非我们认知中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那样的国家设立的权威科研机构。其在俄罗斯的法律身份，仅仅是一个在联邦司法部注册的“公共组织”，类似于中国的民间协会。在俄罗斯，此类组织多达44万个，其严肃性可想而知。
“技校院长”的传奇：该院的权威性，从其领导层的履历便可窥见一斑。现任院长鲍里斯·古谢夫，第一学历为梁赞铁路运输职业技校（中专），并从1990年创院起连任院长至今，长达35年。对标国内，其学术领袖的资质与声望，实在难以与“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称号相匹配。
精准的“中国市场”运营：该院的运作模式，显示出极强的市场导向性。其集体会员名单，几乎清一色是中国的高校与企业；在其483名外籍院士中，中国籍多达299人，而其余也多来自前苏联地区。这清晰地表明，该机构极其擅长利用信息差与部分人对于“国际头衔”的盲目崇拜，将中国作为其核心“市场”。一个“俄罗斯工程院中国总部”与一家北京科技中心合伙捆绑的操作，更是将其商业意图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类似的“院士制造商”并非个例。其“兄弟单位”“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院士入选门槛甚至低至“年满十八岁”；而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欧洲自然科学院”，被揭露其创始人原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秘书，被业内讥讽为“皮包公司员工另立门户”。这些机构共同构筑了一条面向中国的“院士帽子”批发流水线。
“过街老鼠”何以成“座上宾”？病根在我们的评价体系
钱钟书先生笔下“克莱登大学”的毕业生，在当今学历认证体系下已难有生存空间。然而，“克莱登院士”却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追问：是谁，把这些在明眼人看来如“过街老鼠”般的虚假头衔，捧成了炙手可热的“座上宾”？
根本病根，在于我们扭曲的科研评价与资源分配机制。
“院士崇拜”下的资源虹吸：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一旦获评院士，就意味着能获得超常规的薪水、医疗待遇（如副部级标准）、以及巨额的科研经费。这种“赢家通吃”的模式，使得“院士”头衔本身成为了争夺资源的硬通货。
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合谋”与“自欺”：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众多高校和地方政府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于是，他们便采取“拿来主义”，主动或被动地降低标准，将这些来历不明的“外籍院士”视若珍宝，以此充门面、装点政绩。从海南到广西，从云南到北京，多地的人才政策明文规定，将这些“水货院士”与诺奖得主、中国两院院士同列为“大师级人才”，享受百万级的奖金和各项特权。这种“指鹿为马”式的评价，是“克莱登院士”产业链能蓬勃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名利双收”的投机捷径：对于投机者而言，这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据传闻，一个“俄罗斯工程院院士”的头衔，运作成本可能仅需几十万元。而一旦得手，便能轻松换取地方政府数百万元的奖励、高校的“特聘教授”职位、以及源源不断的项目经费和社会声誉。这种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不少人心甘情愿地穿上这件“皇帝的新装”。
祸国殃民：比“协和4+4”还严重的学术之殇
有人认为这只是愿打愿骗的私人行为，无伤大雅。此乃大谬！此种乱象的危害，远甚于近期热议的“协和4+4”招生模式。
协和“4+4”纵然存在争议，但其选拔的仍是顶尖学子，培养过程依然严谨。而“克莱登院士”的泛滥，则是在直接腐蚀科学与教育的根基：它践踏了学术公平：让踏实研究的学者寒心，让弄虚作假者得利，劣币驱逐良币，扭曲了科研的价值导向。
它浪费了国家资源：宝贵的科研经费和人才名额，被大量配置到骗子和水货手中，造成巨大的公共财富浪费。它玷污了国家信誉：当如此多的“水货院士”在国际上招摇，最终损害的是中国整个科学家群体的国际形象与信誉，让真正的学术成果也蒙上疑云。
格物致知与知行合一：批判与重建
回溯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朱熹阐释“格物致知”。这些“克莱登院士”及其受益者们，恰恰走到了这些智慧的反面。他们未曾“格物”：不曾穷究事物的本源真理，而是沉醉于虚名浮利。他们不愿在实验室里“格”科学之“物”，却热衷于在名利场中“格”钻营之“术”。
他们无法“致知”：无法获得真实无妄的智慧，其“知识”建立在虚假的头衔之上，如同沙上筑塔。他们彻底“知行分离”：其“知”是虚假的认知，其“行”是欺诈的行为。他们明知头衔含金量不足，却利用信息差大肆宣传，这种行为与“诚其意，正其心”的儒家教诲背道而驰。
根治这一社会毒瘤，必须刮骨疗毒，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学术著作成果为导向，以理论发现为依规，从制度层面动手术：要建立“白名单”制度：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联合出台《国际学术机构认证参考目录》，明确只有如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少数顶级机构的院士，方可在中国享受对应待遇。对于目录外的头衔，一律不予承认。破除“唯头衔论”：改革科研资源分配方式，从“看帽子”转向“看成果”，建立以实际创新价值、理论发现、学术著作等社会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启动全面清查与问责：对目前已享受各类人才待遇的“外籍院士”进行资格复审，对确系“水货”者，坚决追回已发放的待遇与经费，并对涉事高校及地方主管部门的失察行为进行追责。
“克莱登院士”的闹剧，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剜去的一块腐肉。我们绝不能坐视这些学术界的“过街老鼠”，在扭曲的机制庇护下，蜕变成吞噬科研诚信与国家资源的“硕鼠”。是时候集体喊打，还中国学术界一片朗朗乾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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