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社长总编辑刘浩锋
香港危机背后折射的是东西文化与利益的较量。中东危机究竟层面也是文化与利益的较量。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能跨越各种迷障，寻找到一种各方互补共生的科学方法，较量的最后不是暂时妥协就是走向“纳什悖论”的囚徒困境：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最后出现整体利益最小化的结局。
今日香港危机，看透种种表像，背后究竟的是文化与利益的冲突无法融合互补、相得益彰。
文化冲突表现在超俗与世俗两个层面。超俗层面是解决人生与宇宙自然终极问题的宗教信仰的冲突，大多上街游行的市民是基督徒；世俗层面就是政治认知、法治理念、经济方式、个人权利等公民政治经济权利的冲突，大多香港市民从小更多接受自由民主法治公民的理念。利益的冲突表现在国际与国内、香港内部三个层面。国际层面是中国与英美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内的冲突，中国既得精英集团抵触习近平新时代新政，主要是“反腐不设限”、“不炒住房”、“司法侵蚀”等凌厉的攻势，大多改开崛起的大陆垄断利益集团在香港有着巨大利益，香港是它们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便利安全的避风港。此外，就是香港内部长期两极分化潜伏着的严峻的民生问题，底端的港民被巧妙利用，中端的港民则被价值绑架，高端的港民则是利益绑架，顶端的垄断利益者则是幕后的操盘手。顶端的垄断利益集团不仅被无形的文化思维方式与价值认知绑架，支配着自己的行为方式，更具有图谋以资本实现少数精英统治世界的西方共济会财团背景。
文化精神殖民：“打左拐灯，往右跑路”
文化之所以冲突，某种意义上是彼此不究竟，没有遭遇在真理层面，就不会出现合一。正如国内很多在西方做过访问交流的学者专家，经常撰文妖魔化辩证法与辩证逻辑一样。这是文化研究不究竟处于蒙昧状态的必然结果。而国内很多搞国学的教授却又不懂得西方形式逻辑的优缺点，所以，文化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
任何决策与认知，究竟是人的思维方式在做最根本的牵制。而认知道到这个层面，已经触及了美国中情局近代开始对中华进行文化殖民布局的秘密。他们吸取英国殖民印度的失败教训，在幅员辽阔的中国需要通过教育与学术的绳子来牵制培养的代理人，实施间接治理与谋取利益最大化。这学术的绳子，落实到究竟就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延伸的个人中心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现代价值认知。
显然，香港早已是文化与精神上的殖民地；而大陆同样有大批的知识精英早已沦为殖民对象，并且不断受到重用。他们包围在决策者身边，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做着一些有益于西方的各种决策，不断配合给西方输送血液。乃至，逐渐富起来的中国，在西方眼里正是养肥待宰的概念。这些被精神殖民的文化木马在关键时刻不断发挥着出卖国家利益的作用。
怎么判断他们精神是被殖民化了呢？
“打左拐灯，往右跑路”，就是文化与精神被殖民化的真实方式。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这是一种左的价值。打左拐灯，这是一种政治惯性的运作，或者说要是台上党性的要求。但不要看他们怎么说，而是要看他们怎么做。行为方式才是检验他们是否是真正的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从海量裸官与大量持外国户籍绿卡的全国两会代表，以及最近二十年反腐倒下的大小贪官腐败分子而言，不可谓不严重，已经到了塌方式的严峻状态。
从当今大量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信访问题悬而未决等现象来看，这种文化与精神殖民化已经严重扭曲了领导干部的价值认知，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影响下，吏治不可为导向社会世风恶浊，各种假劣产品充斥、骗子财狼横行，所以说，改开几十年，经济最大的牺牲者是底层百姓。
在受殖民者眼里，西方才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所以，他们一定和西方在香港的代理人即所谓几大垄断势力互相配合，在演唱双簧与苦肉计，目的不是简单的阻止习主席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而是谋求当金融开放外资可以控股中国银行业，制造金融危机引发财政危机时，一劳永逸在政治版图上肢解中国，不仅让台湾、香港独立，还让新疆、西藏、内蒙等独立，彻底让中国分而治之、沦为西方的附庸国。
所谓维护一国两制，只是能够在某些时段维护它们在香港的利益。但从长远而言，中国的高腐败、低效率、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可确定性，尤其特色政治制度周期定律带来权力更替的内惧，延伸出对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后的担忧。50年后的香港是否会侵蚀、同化融入大陆，从而巨大的黑色灰色利益曝光遭受清洗呢？
所以，与其维护一国两制，短暂享受这繁华安逸，不如彻底趁机让香港走向大陆垄断利益家族与香港几大垄断利益家族结盟下的永久高度自治的香港，或者形式主义一国制与垄断利益长久控制治权的香港。这趁机，就是《反送中条例》。它就在习近平2019年1月发表对台喊话不久的2月，由香港保安局向立法会提出《修改条例》，导致迅速进入舆论旋涡，3月引发冲突。
有些事的布局，其实在更早更远。所谓一些处处与民争利、与民相害来自西方的顶层设计，目的就是在温水煮青蛙中，实施“倒逼”、“沉船”、“停电重启”等等。最大利益的承受者不仅是早期国企改制“暗箱操作”发家的红色资本家，更是那些趁机在金融改革中贱卖银行资产与洋人合谋掠夺盗取天量资产的内奸国贼。他们能够这么做，证明已经背叛了中共的党性原则，抛弃了为民族国家人民着想的初衷，只想一劳永逸将这些财产永久合法化，让子孙万代摆脱政治周期清洗困境。
被内外幕后操纵的香港：双簧计加苦肉计
背叛了民族国家人民，就必然要寻找新的势力结盟，那就是海外垄断资本财团。这样他们的资产才会在国际上安全运转。
但基于事实存在的中国与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冲突，以及中国经济崛起、民族复兴中国梦要求与西方国家中心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跪拜于海外资本财团脚下、趁改开掠夺盗取国财的利益集团，在两者之间，只能充当西方国家的内应而不断制造问题与麻烦。在经济决策上，就是要千方百计看似正确的方式制造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经济总量下行、失业增加，让产出市场与消费市场割裂；在金融决策上，对外就是要想尽办法掏空外汇，对内就是要制造通胀、周期放水稀释百钱财进一步加速两极分化，在看似无奈中渐渐答允西方要求，允许不设限由外资控股中国金融机构与银行股权。
所有的目的，都是制造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苏联之所以最后解体，其实是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总统这两个共济会财团操纵的共济会会员在表演，在苏联制造了财政危机，最后危机爆发，军队没钱开不动，官员没钱机构不运转，老百姓没钱充满对苏共的愤慨，一切力量都向着苏联制度攻去。而此前，戈尔巴乔夫在撒切尔夫人庄园会议秘密听从西方顶层设计安排，以反腐的形式抓捕清洗了400多名高级领导人，安插了接受西方以学者交流访问培训的官员木马，在组织上已经做好了推墙准备。
中国的爱国知识精英们似乎知道了苏联悲剧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习近平主席上台就带头看苏联亡党亡国纪录片感慨“果无一男儿乎”！但能不能吸取苏联倒台的教训，这就不仅是某个与某些领导的团队实施能力，更是全国人民是否觉醒大势，正能量之间彼此能互相配合成长壮大捍卫巩固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这些狡猾的盗国贼只会把全部责任丢给历史的替罪羊。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宾德近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指出：中国大陆的富裕精英在香港拥有巨额资产。香港作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让资产所有者隐身。很多党内有影响力的人士与家族在香港都有巨大利益，对于他们而言充满着矛盾。从长远看，保护自己的资产和进一步加强对这个离岸中心的控制两种可能性似乎不可兼得。
洛杉矶知名政治活动人士老王社长对此认为：让香港动乱的重要角色正是他们。他们攫取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藏到哪里呢？藏到外国，外国常翻脸并不安全。最好藏到香港。但要香港能够完全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追查才好。假“一国两制”的事实独立才能安全。
网上有人士抛出香港已经无足轻重的论调。上海广州深圳都可以替代香港的经济作用。主张对香港强硬立场收回治权。
正在各方议论纷纷之时，果然大陆金融界的代表黄奇帆出来发声了。他被认为是大陆官场的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奇葩。他的立场显然是主张继续维护香港的独特地位。
以懂经济而出名的黄奇帆，是前重庆市市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他在最近一段“黄奇帆论香港地位”的视频中表示，“社会主义体制需要一个信用担保才能和资本主义体制做经济交流，香港就是这个担保。” 黄奇帆强调，中共几代领导人都看到了香港和内地体制不同所带来的优势互补。指出无论再过20年或者是30年，北京、深圳或者是青岛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哪怕是香港的2倍或者是3倍，香港的地位照样是不可取代的。”作为一个”弹丸之地”，香港去年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7000亿美元，这些贸易往来也不是香港本身那700万人的内在需求，而是因为香港是世界性转口、离岸贸易的中心。
民族文化现代化全球化才能解开文化冲突
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是近代至今中国本土文化发展前进的方向。
现代化必须获得数学的诠释与数学语言，全球化必须完美解决和耶回等主流宗教的关系，事实上就是解决各个宗教的核心价值统一、宗教与科学的统一这个全球一体化进程最大的文化问题。
香港危机背后折射的是东西文化与利益的较量。中东危机究竟层面也是文化与利益的较量。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能跨越各种迷障，寻找到一种各方互补共生的科学方法，较量的最后不是暂时妥协就是走向“纳什悖论”的囚徒困境：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最后出现整体利益最小化的结局。
现在西方文化的主流思维是忽略了微观真相、假设基础上的形式逻辑直线思维，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不存在共生，而是我的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中国文化的思维是对应客观真相真实基础上的辩证逻辑太极图s思维，利人利己达人达己的王道思维，追求共生，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才是最科学之道，常常不惜损己利人。霸道不合适人类整体的共生发展，王道才是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道。
决策层如果看不到各自思维的优劣，看不到这里面的文化纠结，必然无解。最后的结局就是你死我活的赤膊上阵的较量。
如何让各方了解文化差异与互补融合之道，需要一种新思想能够完美解决。这种新思想意味着东方的文化复兴与新的世界启蒙运动，引导人们从人本主义狭隘的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上升为一种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新理性，才能适用地球一体化时代对人类文化更新与文明升级的要求，构建一种合乎世界整体共生共赢和谐共处的高级文明。（责编：晓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