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货币化、效率研判必然凌驾于所有关系之上，这于法无定法，心无因果敬畏的现代人而言，价值排序首先是投入与收益算计，它不支持普遍的社会正义，也不鼓励高尚的知识品味，连政治正确与否，也多是基于权利分配的看法之争而与良心无关。
所以，只要干好事和干坏事都无所谓而且不丢人，不影响账面收益，则官员寻租，产学研争相入市耍花招，艺人卖脸皮与打劫者收买路钱一样，都只讲性价比和当下利好，很少有人在乎买家是谁，与谁交易！
当一切都有了价格，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交易，连生育、慈善和家庭结合方式皆可引入经济理性，则所有人事和问题都可以成为讨价还价的对象。商品的统治将浸蚀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不断塑造和加固这种“卖身制度”。人生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市场“出卖自己”，否则，既没有可以兑换和保值的财富，也不能让人流连忘返，生成意义和幸福感。
现代科学也证明，人类演化并非连续性，也无明确的方向感。这就决定了人类道德与经济发展不会同步进化，娑婆世界托不住“山巅之城”，也很难生出“无缘大慈”的普世理想。试想，都是凡夫俗子，家境优渥，名声大就一定会品行端正吗？就现有文明格局来看，几乎所有得势者都会基于国家、族群和个人主权，利用其资本、技术，甚至诉诸各种“非法”手段把持高位垄断，以防范后来者破局抢滩，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这确实很不道德，但人类进化到团结互助为时尚早！看看当下各国应对疫情的种种昏招！足见人类守望相助，共生共荣实在太难！从文化发生学可知，个人和小团体间看重友谊，发扬公益善举不难。但国家、公司和大组织之间，则很难用情感和道义劝人和睦相处。也不在乎颜面安抚，从而为社会提供同心同德的上层建筑和价值基础。更多还是依托于经济、技术，乃至武备和国家体量支撑的“筹码”打交道。由此推想，国际关系中斗智斗勇因缘种种，與论场也不乏追捧“普世情怀”的文艺范。但管用的仍然是大国纵横捭阖、文武兼备的“战国策”！
同样，政治问题司法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垄断国家，阻挠社会结盟，消解群众斗志的控制系统。其言词上宣称公正，但本意却不在公正，而是迫使当事者反感集体精神，吹捧自私自利，目的就是“定分止争”，转移政治和道德注意力，让人深陷程序纠缠，在繁琐的法律诉讼中左冲右突，稀释愤怒，从而抑制社会反抗的“减压阀门”。所以，人一旦不讲政治，不讲道义而误入司法套路，不仅其个人翻身代价高昂，连实现社会团结，敦化人民求真向善，“学好”也难！
二
所谓文明的说法和做法，也是国家财用充足而后“依法分利”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变好的原因。即便当下的显学指向的法治社会，其生长也必然受制于文化传统，经验性的国家精神和人心取向。就现代社会而言，政治更像是一套置身事外的裁决系统，一种去道德化，不动声色的社会管控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严复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之下，人的主体性身份已经完全丧失，个人权利在资本及其组织和官僚体系面前毫无力量感。自由沦为口腔文化，被置换成没有权利的权利，这样的自由带来的是个人的挫败感和遗弃感。本来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是为了彰显人的价值和尊严。但在资本主义时代， 自由让人丧失自我的公民与社会主体身份， 变成了漠视个体自我的一个最合理的工具和借口。那么，一种只能被群体性地实践的个人权利在资本时代的今天如何可能?
三
有效的社会改良，通常不能悖离人际伦理和公共需求追踪时尚，投合某种主义，或基于国际标配搞顶层设计。据此，评估政治效能是否优劣，不在法治健全（殊知，法律不仅是规训系统，也是一种交易品，筹码多者胜算更高），也无涉意识形态如何动听好看，文法修辞上如何“正确”，而是看其是否有助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百业兴旺。
审视中国当下，既不是谁照顾了谁，谁发慈悲，也不是什么好主义帮中国翻了身，而是国家历史地理、人口规模，数十年社会革命、牺牲和几代人吃苦受累，在路线选择上做对了什么修成的正果。就经验和事实而言，个人、乡党，或亲朋之间得有情义加持，重在恩德互惠，修德以化人。但社会组织如公司、企事业团体则必须务实，讲效率，讲利弊权衡，国际关系更是不受纸上契约、道德义务支配，而是趋炎附势，讲究力量权重而不会纠缠于谁是谁非。
丘吉尔是对的，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一切都是随机应变的策略布局。据说，埃德蒙.詹姆斯的“改造中国计划”；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论”都是的国家战略而与道义无关，前者属攻心为上，制驭民气的精神外交；后者旨在解构英国，分化老欧洲列强的殖民体系，看上去很文学，很舒服，实则都不是慷慨的国际主义，而是重构国际支配体系的驭世心法。
吊诡的是，总有人把手段当目的，把主义当宗教，当神学，连孙悟空都不能想干啥就干啥！何况一身俗气的升斗小民！真个是，头脑一旦被舶来巫术和教条架着，心中不仅没了主心骨，还连自己是何来历？姓啥？ 属于哪国人都搞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