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概括世界各民族精神时指出：“扩张是罗马人的目标；战争是拉栖代孟的目标；宗教虔诚是犹太人的目标；贸易增效是马赛人的目标；航海是罗德人的目标……
补充一点，求稳、企盼安身立命，过日子是中国人的目标，厌恶管制，争取无限自由是资本主义的目标；允许乱讲乱说是文学家目标，无法无天，恃强凌弱是野蛮人的目标。
霍布斯认为和平比混乱和战争好（政治家则不一定这样想，战争不仅是生意，也是一种浪漫的美学体验），以往的历史和经验也证实大体正确，至少，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需要秩序托底，否则什么都干不成。诡异的是：现代人需求端受消费主义鼓动，供给端被“观念经济”零边际成本驱策，谁都刹不住！更有主权神圣教唆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没完没了！因此，所谓岁月静好，一世安稳便只能是，也只能是理想而很难兑现。
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以国家为利益单元的斗法不是文明了，也不是搞选票政体，或通过贸易达成经济高度依赖，大家就一定守法讲道理，而是因为远程“火器”大国小国都放着，谁都不太敢动粗，也知道明目张胆抢劫风险太大。所以换一种不见刀枪的文攻武卫，如外交博弈、司法讹诈和规则操弄等。表面看，像“君子动口不动手”，大家都不太敢乱来而且都宣称尊重民意，实则只要贪婪的好处大于克制，“破格占便宜”比遵章守法有搞头，当事者大都会倾向于弱肉强食，并觉得这就是天理，这就是物竞天择。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是宿命。
从已有的经验表明，政治的价值在于组织效能和遇事敢作敢为的预见性和决断力，它与法律不同，前者系于少数人冒险试探和先验性的运筹规划，因而必然具有凡俗者不可企及的魅惑性。故举凡有效的政治策略总是拒绝讨价还价，拒绝公事公议，文宣尽可名之曰“替天行道”，或系于“民主意愿”而搞一堆好听的观念修辞，但其内在的驱动机理却是居高临下的“献身精神”，是卓尔不群的风险创业。反之，法律则不一样，其功能系于社会事务，立足于大众经验、感受而与日常生计息息相关，故必然平庸、拖沓而更像是“事后诸葛亮”，既无法凌空蹈虚弄高大上，也不可脱离群众搞“自由主义”。
两者看似都讲文明而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但前者基于能解决问题，消弭矛盾并确保共同体均势守恒。故一般很少尊重“公意”而专属少数“聪明”人的运筹权衡；后者则是兜底，是避免问题失范，变得更坏。
所以，凡是能敞开谈论的政治功课，都是权衡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学者孔飞力有个说法，凡是可以公开讨论的都不重要，反之亦然。专业管制如此，民选凑数亦然，所谓公权付诸公议一向都是花招，都是“无明大众”的文学想象而无事实证成，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综观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及其观念形态的演变史，落败者的出局，或胜利者的风光。表面看，似乎都与时代运数，或当事者的能耐和对时势的判断力有关，但经验和事实都表明，任何重大的历史因缘际会，都是不断穿越时空，逐渐展开的社会事业，其成败除了政治家个人的德行、操守，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高尚的理想之外，艰苦朴素，与人民同心同德，肯定比的“顶层设计”更有效，也更得人心。
对于那些被淘汰出局而未得善果者，后人或可通过“文学疗伤”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情，也可以基于“为逝者讳”，让当事人享有道德豁免权。但历史哲学，政治正当性及其“观念系统”的定义权，却只能，也只能是熬过挫败而赢得终局的胜利者，易曰：否极才有泰来，尼采也说过类似的话，重要的不在于是谁，也无关乎是否遵循了真理，而是你不得不服气的“谬误”。
或许，自我反省有助于个人良心发现，文化批判也可以规劝有觉悟的“零星散户”弃恶从善，向往做个体面的好人。但作为共同体的国家、阶级、族群等，则很少基于人性的高下而承认历史罪错，也不会纠缠于舆论场的“诛心之论”而反躬自省。即便有此先例，也只能是迫于时势的策略性表态和观念修辞，（如，轮台罪己诏，欧洲白人对贩奴和屠戮印第安人的忏悔），当事者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谁也不在乎民间物议，史学家吵吵嚷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