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通社【亚洲新闻周刊】高级记者 古月飞报道
手机被抢、专人看管、上厕所都不准，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成功协助警方解救三名婴儿后，经历的却不是表彰，而是长达三小时的变相扣留。
“我是举报者，不是犯罪嫌疑人！”2025年11月2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微博发出这句呐喊时，让他原本成功的打拐行动已蒙上一层阴影。
就在前一天，他卧底数日掌握线索并报警，协助湖南怀化警方抓获了两名贩婴嫌疑人、解救了一名婴儿。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意料：在怀化市城南派出所，他被所长以“违法”为由强制收走两部手机，被专人监视三个多小时，连上厕所都被禁止。
志愿者的困局
上官正义，这位在打拐路上潜行十八年、协助解救上百名儿童的志愿者，如今却面临着他打拐生涯中最尴尬的处境。2025年11月1日中午，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接到了上官正义的报警电话。他通过多日暗访，摸清了以袁某为首的贩婴团伙运作脉络。这个团伙在小红书平台上以“爱心收养”为幌子，从困境中的年轻产妇手中低价收婴。然后通过勾结医院内部人员伪造出生证明“洗白”身份，最终以8万元左右的价格转手牟利。在掌握窝点位置、婴儿数量等关键信息后，他第一时间拨通了举报电话，并全程协助属地派出所实施抓捕。
事情到此，本应是一出警民合作打击犯罪的典范案例。然而，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抓捕行动结束后。当上官正义以为任务完成时，城南派出所所长却突然提出他的行为“涉嫌钓鱼执法”，认定其可能违法。未等辩解，他随身携带的两部手机已被强行收走——里面存有交易记录、聊天截图等核心证据。随后，多名人员开始对他进行看管，以配合调查为由限制了人身自由。这一扣就是3个多小时，期间就连上厕所都遭到限制。更令人费解的是，怀化市公安局一名科长赶到现场后曾要求归还手机，却被鹤城分局一位田姓领导态度恶劣地拒绝。
警方通报与现实反差
11月2日，湖南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确认上官正义的举报基本属实。通报称，截至11月1日晚，已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成功解救3名婴儿。
警方在通报中表态，对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打击。同时表示，“对举报人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等情况，将全面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
然而，这份通报并未提及扣留举报人、收缴手机的具体原因。上官正义表示，直到通报发布后，怀化市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单位与他联系。
他在微博中质疑：“通报说我举报属实，解救3婴儿，抓获4嫌疑人。那么所长现场认定我违法、抢夺手机、监视控制我长达3个多小时，上厕所都不准，怀化市局科长让归还我手机，鹤城分局领导拒绝……”
贩婴产业链浮出水面
这起事件虽然让上官正义遭遇尴尬，但却成功揭开了一条活跃在小红书平台的贩婴产业链。
上述袁某为首的团伙利用小红书物色买卖婴儿客户，扮演收养者，从怀孕或已生产的年轻姑娘手中低价买入婴儿后高价转手。每个婴儿售价达8万元，甚至还声称能办理出生证明以洗白婴儿身份。实际上，这已不是上官正义第一次在小红书平台上发现贩婴线索。
早在2025年4月，他就曾向记者反映，在小红书发现名为“最初”的中介涉嫌参与贩婴。
该中介公然声称“一个孩子8.5万元”，还提醒交易流程：“到时候，你们签好协议后，钱给我就行。你们也不要留对方的联系方式，以后也不要有什么来往。这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名中介透露自己每次有几千元中介费，并暗示背后有上线指导。
上官正义当时分析：“根据这些线索可以推断，那位前女友应该是负责搜寻‘送养人’，联系后，再让‘最初’寻找买家。‘最初’应该是所谓前女友的下线。这两人均有涉嫌拐卖的嫌疑。”
小红书平台上的贩婴活动之猖獗，从平台2024年5月21日发布的公告中可见一斑。
当时小红书不得不出面回应，表示“传播‘领养、送养孩子’属于违法行为”，并承诺一旦发现违规内容将从严处置下架。
执法困境与民间力量的尴尬
上官正义的遭遇并非孤例，它揭示了民间力量在参与打拐工作中面临的普遍困境。从警方角度看，需要对举报人进行调查核实，确保其没有参与违法犯罪活动。
但上官正义的经历显示，这种调查核实可能已经超越了合理界限。
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我是举报涉拐线索，现场解救了一名婴儿，抓获了两名嫌疑人。而城南派出所所长，说我违法了、强制抢夺我的手机、数名人员监视3个多小时，上厕所都不准。”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怀化鹤城区公安分局一田姓领导竟然对上官正义说：“你怎么不去帮美国打仗？”这句话看似莫名其妙，但仔细琢磨，不难理解其中的潜台词。
有分析认为，这句话暴露了某些执法人员的某种心态：“我们自己抓不着罪犯吗？需要你千里迢迢来教我们做事？千里之外，我看你是没事找事，要是闲得没事干，你怎么不跑得更远呢？”
相比之下，说上官正义违法的所长思路比较直接。上官正义在长文中提到，所长让他删除微博，并表示他们已经在查了。事实上，就在上官正义被看管的那段时间，警方根据他的线索，又解救了2名婴儿。
有观点指出，这种思路不难理解：事情可以默默地做，功劳也不介意由他人协助，但“负面”影响最好不要有。也许，正是在这种思路的驱动下，这位所长才以“违法”之名，逼迫上官正义删微博，以消除负面影响。
民间打拐的坚守与无奈
上官正义自2007年因被拐儿童家庭的悲剧走上打拐路，多年来卧底追踪涉拐线索。2024年一年他就举报了43家问题医院，却始终面临经费自筹、威胁不断的困境。他的经历折射出民间打拐力量的坚守与无奈。上官正义强调：“我是举报者，不是犯罪嫌疑人！公开恳请湖南方面追责！”而且，他每次遇到违法问题，都会保留完整的录音和视频，他说这是为了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必要性，在类似事件中得到了印证。针对民间打拐力量的处境，网友的思考更为深远。
有人感慨：“上官正义自费打拐十八年，曾遭悬赏威胁、被泼脏水，如今还要面对执法者的不信任，这样的处境会寒了多少热心人的心？”
也有理性声音认为：“民间打拐是官方力量的重要补充，但双方的协作需要明确边界，既不能让志愿者越界行事，更不能让执法者误伤善意”。
法律界人士的观点更具专业性：“保护举报人就是保护社会正义的源头，此次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个别执法环节的问题，更是举报人保护机制的短板”。
上官正义的遭遇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从法律层面分析：“公民伪装买家收集涉拐证据，本质是协助打击犯罪的民间行为，并非法定执法活动，根本不构成钓鱼执法”。
更多人则担忧：如果连上官正义这样知名的打拐志愿者都会遭遇如此对待，普通民众参与打击犯罪的积极性将如何保护？
执法的终极目标是维护正义，而保护为正义发声的人，正是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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