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吕陈君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是《黄河大合唱》中最后发出的呼吁，它象征着全民族抗战爆发出的呐喊，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的仰天长啸。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两地很快沦陷。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仅四个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1月9日，太原被日军攻占，南下日军剑锋直指武汉。短短半年时间，整个华北全被日军侵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决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刚刚结束长征达到陕北的中央红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其三个主力师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全线溃败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三支部队，却逆向而行之，深入敌后打游击，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建立起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并东进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徐徐展开了华北抗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当时给八路军的作战指示是：“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的游击战争。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按照这个指示，平型关大捷后，贺龙率领一二○师开赴恒山，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开赴太行山，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主力开赴吕梁山，聂荣臻率领一一五师部分兵力开赴五台山，相继建立起了晋西北、晋西南、晋西、晋东北四个根据地，像四把尖刀刺入华北日军的包围圈中，深深扎进了日寇的心腹。现在来看，华北抗战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它建立起了四道防线，钳制住了日军西犯的兵力，保障了延安大后方的安全，并通过打击日军后方交通线，牵制了日军南下作战的兵力，扰乱了其作战部署，对正面抗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军事辅助作用。
正面对抗战是强度之战，是消耗之战；而敌后游击战是广度和深度之战，其精髓在于动员民众，以时间换空间，保存并不断积累自己的实力，慢慢消耗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其经典战例就是毛主席主动撤离延安，在西北战场上拖住蒋介石的主力，然后在其他战场上逐个击破敌军，很快就取得解放战争的全胜。早期抗战之所以惨败完败，其历史主责一是东北军不战而退，引狼入室，二是淞沪会战过早仓促地跟日军进行决战，首战就打光了国军的主力，从而导致全面溃败。
单从军事意义上看，整个抗战由正面对抗战和敌后游击战两部分组成，分成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总体上看，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国民党军队承担了跟日军主力的正面对抗战，消耗了日军的大量兵力，这无疑是抗战的主体；但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到敌后去打游击战，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这是抗战的重要支撑。对抗战与游击战均是整个抗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是没有正面的对抗战，中国就会全面的沦陷，但要是没有敌后的游击战，沦陷区就会全面的敌伪化、傀儡化、殖民化，就像朝鲜、台湾那样，日本亦可逐渐蚕食中国，并企图最终完全征服中国。这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
日本法西斯之所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是想利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派系割据的机会，在中国多扶植几个像溥仪、汪精卫那样的傀儡政府，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人，并让中国彻底沦为其殖民地，然后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去实现其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对策，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圣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中央部在《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对策》中，就规定了对中国本土作战的根本方策：“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
所以，在华北沦陷后，日军就大力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让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甚至第二个台湾。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战，彻底打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妄想。譬如，日军在保定任命了一个伪河北省政府主席，但他从未到任过，其行署根本就出不了北平城。相比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民主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察冀边区，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区政府选举，这被前来参观的英国学者班威廉夫妇誉为“在晋察冀的群山之中已经造成一个民主奇迹”。而这对当时赞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国内各民主党派人士，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让处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当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李公仆先生盛赞晋察冀为“新中国的雏形”，这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之心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与日伪政府，可以看作是沦陷区内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前者是抵抗求胜，后者是屈服偷生，但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抵抗而不是屈服，这才是伟大的抗战精神之所在。抗战胜利时，2亿人口的沦陷区中，根据地人口就有1亿，这等于收复了一半失地。也就是说，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丢掉了一半国土，但“小米加步枪”的中共军队却收复了一半失地。曾听老同志讲过，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非常差，全靠战场上缴获，为夺取一挺机枪，有时甚至要牺牲几十名战士。需要实事求是地说，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长征，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抗战胜利后，中共就壮大成为可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这不是历史的阴谋，而是历史的“阳谋”。大历史绝不是搞阴谋诡计，而是其自身意志的理性抉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说的：“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
在抗战胜利八十年后，我们再来回顾抗战史，不难看出：这十四年抗战，尤其八年全面抗战，是中国人破碎的国家意识浴火重生的过程。抗战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由衰转兴、弥分聚合的历史分水岭。自清王朝崩溃后，中国就陷入长期军阀混战状态，但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盘散沙的中国人”重新凝聚起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民族大团结，通过浴血奋战，打败了强大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随后很快地就建立起了新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外寇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人才克服了因中央政府衰弱而导致的长期军事割据与政治分裂状态，国家意识才重新统一起来，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民族集体记忆。对当时老百姓而言，他们并无太多国共之分的政治意识，但作为中国人，却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绝不能亡。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避免国家的衰败与分裂。越是在大灾难、大动荡、大变局之际，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就会越发强烈。
从战争史来看，游击战是中国人在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成为了弱小民族对抗强大入侵者的一种经典战争形式，后被全世界所推崇。在华北抗战中，八路军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让日本侵略者吃尽了苦头，成为其心腹之患，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2/5的兵力。日寇在华战死的最高将领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就是被我晋察冀部队击毙的。抗战中的侵华日军主要是指其中国派遣军，不包括其关东军（为防御苏联），日本投降时，中国派遣军共105万，重点布防在华北、华中和华东。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的战略进攻态势基本上就被遏制住了，抗战进入长期相持阶段，而为确保其后方铁路运输干线安全，加快对战时经济资源的掠夺，日军就把进攻重点放到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围剿上，在此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抗击了侵华日军兵力的64%，事实上，抗战的主战场也就转移到了敌后游击战上。
《华北治安战》是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九·一八”事变后整个华北地区作战史料汇编，大部分都是当时日本军方的机密文件、战况报告，详细记录了侵华日军对八路军部队的真实评价。
现摘录三段如下：“1939年度第一一○师团地区的治安肃正情况：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作了如下的报告，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
“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已开始对重庆军及杂牌军进行蚕食，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
“1943年度综合战果报道：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伪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这三段文字非常关键，至少说明了两个历史事实：其一，在华北沦陷区内，日寇真正的敌人是八路军游击队，“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冈村宁次回忆录》）；其二，国民党杂牌军投降的很多，在沦陷区内，从未对日军形成过真正威胁 ，“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 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 万人左右”（《冈村宁次回忆录》）。整个抗战期间，投降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协助日军作战的就有100万），超过侵华日军人数两倍，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些伪军的职责就是协助日军维持后方治安，但他们基本上不参加对国军的作战，绝大多数是积极反共的，据不完全统计，95%的伪军都是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来抗击的。这么一比较，国共两党各自对抗战做出的历史贡献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如果再考虑到对伪军的战斗，华北抗战的历史意义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抗击、牵制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更重要的是顽强地表达出来中华民族绝不屈服、绝不投降的抗战精神。抗战不仅仅只是抗击外敌，更重要的是抗击内贼，倭寇并不可怕，卖国贼是最可恨的。中国人必须团结一致，绝不能依仗外部势力来制造内部分歧与冲突，绝不能再自毁长城。——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历史教训。
华北是整个抗战的咽喉，意义巨大。日军因兵力不足，只能沿着铁路干线布防，其后方的治安只能交给伪军，而华北正好处在平汉、平绥、正太、同蒲这四条铁路干线之间，完全处于日军的包围圈内，其战略地位非常关键。如果没有华北根据地，日军向西就可完全占领晋豫两省，直接威胁我陕甘宁大后方，向南则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直逼重庆。其次，占领东北后，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就是“开发中国本部，首先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以掠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为基本战略目标。但由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日军的这一战略最终未能实现，譬如阳泉、大同的煤矿开采，就始终未能达到日本人的计划规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华北抗战的政治意义要远比其军事意义更具有深远的历史回响。在当时老百姓的眼里，政府不分国共两党，而只分抗日政府还是汉奸政府，谁抗日就支持谁，谁抗日谁就具有合法性。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真正抗日，谁打击侵略者更厉害，老百姓就拥护谁，民心向背是检验抗战功绩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战，虽孤悬敌后，但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像一枚坚硬的钢钉，把近1/3的侵华日军牢牢钉死在了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华北虽被日军重重包围，但却没像东北那样完全沦陷，这对整个抗战中的国民心理影响力是巨大的。华北抗战就像是一座矗立的灯塔，表达出了中国人绝不投降、抗战到底的血性精神与顽强意志，其历史意义是坚定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让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共创建的统一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华北抗战处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它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希望。
我们去瞻仰西柏坡纪念馆时，其鲜红的主题赫然写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里是党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在此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而八年华北抗战烽火，早已把这块热土淬炼成“新中国的雏形”。华北抗战隐藏着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历史密码，在全民族抗战这个大熔炉里，全体中国人同仇敌忾、共御外寇、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将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意识在抗战的熊熊烈焰中重新铸造成型。这就是中华民族绵绵不断、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之所在，也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力量之所在。“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八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拥有强大的军队，才能保障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才能维护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基本权利。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全体中国人更要团结起来，“军民团结如一人”，在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作者系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聂荣臻教育促进会副秘书长、和通社特邀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