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主笔 汉心教授
中国文化哲学重人事而轻物理，由做法决定想法，先有事实和经验的总结而后才有理论抽象和应对之策，西方重物理而轻人事，由理念或想法决定做法。现代一干文人也跟风搞形而上学，迷信纸上教条和制度决定论，认为唯制度统辖才具有正义性，人治岂止不好！在伦理上也不正当，没有合法性。相比之下，中国多数人仍坚信人是第一，以民为本，认为是人立法掌权，所以无论怎么革故鼎新，仍然强调“为政为大，政者，正也”，为政者立身处世必须修身正性，涵养公共品德和人格操守，所以历代政教设计和百姓日用都不因循守旧，或效法西方定义的“规范化民权理论”，其合法性依据是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而非教条主义，理念先行，是缘起古老的道德哲学和历史经验论，再辅之以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成败案例做策略性借鉴而后活学活用，与时俱进。
据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曾对西方宗教在现代中国的流行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中国人的信洋教，并非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此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信教会势力鱼肉乡愚，陵轹同类。所以中国之洋教洋派头，总是伪教徒居多，并没有真信者。但就是真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一切哲学，都不许讲”。
同样，上世纪所谓主流说法中关于中国历史及二十四姓家谱的学说应是不谙中国政治常态的假想谬说，事实是二十四史姓氏流转其实并未改变中国道统与法权结构。回溯近世中国文教不昌，国家效能之颓势，史学叙事怪论叠出，道理并非中国闭关自守，不求上进，而是落入一切皆以西学立场做文化与政治嫁接，或以德先生，赛先生对国民做好社会许诺，以救赎代教化，用西学解释中国问题。
孔子答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表明中国人文传统非但不因循守旧，而是体用兼施，最擅长破旧立新，比如舜代乐舞、夏朝历法、商朝马车……衣冠文物弃之用之皆少有念念不舍，更不拘旧制套路而是多快好省，立争上游。孟子不就盛赞孔子“圣之时也”？有学者不断提醒，在发展主义，现代化和革命传统的多重鼓励之下，中国要注意的倒不是保守，走回头路，而是过于亢奋和积极有为。以科技创新精神为例，不是创造乏力，而是赶超得太紧、太急切而担心用力过猛而刹不住车。
缘乎此，举凡讨论中国政治文化，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确保中国光荣正确的知识系统。就人心和常理而言，没有人会逆向选择对自己不利的观念形态，更不会主动放弃或贬低自己的文明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因此，即便是全球化资本交错布局，力图拆解国家自卫屏障，迫使“国家主权”难以为继的当下，真正有所作为的政治策论也必须因应中国的人情世态，文教传统相结合方能激活民意，重塑社会精神高度。就实质而言，国家能力及其政治得失，并非舆论场清谈的民主或专制孰优孰劣，也不是凌空蹈虚搞出的学理秘笈，而是实打实生产力、武备、财政和上层建筑打包支配的权力游戏。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运盛衰因缘种种，但实情多半不是所谓文明替代愚顽，民主优于专制，相反，其筛选机制仍是弱肉强食；源出几何力学中的不均势引发的斗智斗勇、分化组合，并经由利弊权衡，预估投入产出确立的世界规则和势力范围。
国家政治选择的历史和经验启示，政治一向就少有现成的预案和主义，也不循固定的方程和解码，这里没有恒久正确的通用逻辑，也少有空洞的普世典范，而是倚重实力破局，讲求审时度势后而活学活用，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作风，灵活机动的“艺术”把握。因此，无论是基于保守的策略调整，或是触及体制内核的革故鼎新，都必须因地制宜，讲求可行和有效。理论故然可以高蹈远虑、洋为中用，也可以追赶时尚弄一堆不着边际的概念和主义，但举凡政治事业则须经切合国情、照应周全，立足黎民生计方能重塑国家道德从而取信于民。否则，坐而论道或清议“思想独立”纵然炫目好看，却不能切中时弊，对症解决实际问题。
以中国体量之大，历史之长，其内生政教伦理一向就主张民包物与、修武功文德以来远人，故价值论上除讲求义利均衡，士、农、工、商各就其位之外，政教取向更是一脉相承，举凡为人处世皆着意苟利国家，以经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盖因如此，现代语境中的任何文明自证光荣，选择性“过滤历史”以彰显国家政治正确不仅是应有之义，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回归，荣誉感和信心评价，以及舆论声势和社会预期向好等，对国家能力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毕竟，就人对社会关系的体认而言，谁都喜欢隐恶扬善、不甘堕落，更不会自辱“家国道路不正或名份”下流，这是古今通例，个人如此，国家与社会文明的塑型也情同此理。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精神气质必然受制于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生发条件，故总会葆有某种不能移植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知识。或许，基于特定国家绩效评估，如经世致用的器物优势、技术能力，以及对应于国计民生的竞争策略等，确实有数量上的不够“发达”或指标等级，但因应历史累积的人文性情、社会心理和生活意味等，属于观念和感受层面的“境界”，则只有形质分殊而不存在文明差序。
然而，吊诡的是，自“政治利已主义和经济理性”作为凌驾一切的规范观念，被植入现代民族国家精神以降，围绕各自奉行的“经典”所做的关于真理正当性的诠释，就成为社群分化，国家能力竞争，甚而相互贬损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和意识形态。这不仅意味着政治退去了公义的属性而被资本利益所取代，也标志着世界性“自我中心主义”名正言顺的确立。自此，文攻武卫、恃强凌弱，征服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不仅享有道德和司法豁免权，还因其 “普世”而成为个人主义争强好胜，社会离心离德的精神滥觞。
正是为了确保这一论断的政治正确，针对社会、自然乃至文明差异性的干涉和归化处理，便成为现代秩序建构和“世界主义”者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伴随全球化展开的自由贸易, 货币战争和新技术推广,不劳而获的资本套现与各种风头主义搅局，以及政治上党同伐异，社群分化和陶然于私性的消费娱乐等，眉目繁多而且不乏直抵个人的“舒服感”, 但无论其如何命名，或进行合理化辩解，其本质上都是基于国家利益和资本优先的“营销”和权宜之策，只不过隐去真实意图，置换成不见硝烟的文明解构而显得“温情脉脉”而已。
表面看，这个世界走东窜西，自由自在，彷佛已经接近福山臆想的“历史终结”，实则基于资源短缺与欲望无限而派发的国家关系，仍不出争名逐利、暗流涌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殊知，这种无理由、无禁忌，什么都被允许的“软实力”规训，不仅不易引起警觉乃至对抗，还让不少人憧憬热爱、痴心不已，以为这就是文明救济和政治超脱，从而群居终日、无所事事，将不负责任和媚俗乡愿，理解为人生幸福并名之曰个性张狂和自由主义。
其结果是，有人以为社会进步就是诉诸政治攻讦，利益对抗和争取官方执照在街头聚众抗议，或同意私权优先，允许“公民不服从”进而让“市场决定”所有社会关系，左右国家议题，以确保人人有机会翻身作主、轮流坐庄。据此，所谓公民权利和素质论，制度主义、信仰文化与国民性落后等，举凡近世以来国运不昌、人民困厄，历经外诱内导、反复演说，似乎都全然指向中国“政治不正确”，从而先入为主，让种种不堪与中国身份和历史扯上关系。于是，上至学者官员，下至市井百姓，无论是“经国大业”或日常顿挫，皆顺势作文化声讨和政治归因，或拿中国人“不文明、不争气”说事。当然，这其中或许不乏爱之深而恨之切者出于国家民族精神“检疫”的反思与内省，但多数热衷此论者不过是些不明究理、人云亦云，看似卓尔不群，但私下里则更像是抵偿人生“无聊”的愤世嫉俗，虽言辞冠冕堂皇，骨子里却少不了嫌贫爱富、吃里扒外的冷嘲和市侩。
对事实的全息研判是社会德性养成的基础，就组织形态和方法论而言，专制与民主都只能是，也只能是少数人“在场”的权力游戏，无非是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不同而己，两者都不必然产生基于普世的良政善行，也无助于实现平等自由的“好社会”理想。如果单从规模效应看，前者如老中国局限于内部少数士大夫，“专业人士”的心智角力或私相授受，讲求的是承前启后和社会权力“责任无限”；后者则如美西倾向于内政外求，鼓动多数议决，但实质则仍是内行面对外行“无明大众”的“旋转门”。所以，无论专制与民主，倘是基于个人或派系立场而置公道人心于不顾, 则无论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或是自下而上的程序表决，多数人的动机也很难转化为建设性政治伦理和道义担纲。故此，就算是有了开明的辩论, 公众也只是利己的政治打劫和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由此衍生的社会纷争尽管热闹，但其出发点主要是借“民意”搏取声名，或预设议题结党营私、近亲繁殖的江湖乱。
尤其在中国，倘没有超越个人利害的道德力量，则其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无论如何开明理性，与“世界接轨”，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批判民粹主义不能取消人民的批判，一旦触及政治课题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人多势众并赋予广大人民参与创造历史，建设未来的主人翁精神，而不是蔑视人民并诬其为“底层逆袭”或斥之为民粹主义。否则，仅靠不见烟火的“思想力量”鼓动而缺乏事理依据，则非但改变不了不合理的政治格局，还会让当事者人生受损，空耗心力而无所作为。一般说来，制度主义“学者皆溺于所见”（商鞅语），都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故容易将社会理解为祛魅的世界，定义为没有道德愿景，没有性情和意志的理性主体，从而忽视思想反哺人民、武装人民，以及“为政为大”应有的高尚和神圣感。
所以，总结国家政治风险的真实密码，要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人理性”的权利需求，行于资源的有限与人欲的无限扩展之间，其内驱力除了随形就势，永无止境的“货币化”财经政策之外，还应将个人修身正性，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三观”融会贯通。
尤其中国政治, 举凡一切社会难题皆与之息息相关，故国家“责任无限”的有效性，一向就不仅仅是数字化的变量分析，也不拘一时一事作孤立认证，而是针对人性反复无常的心智功课。由于中国主流不支持推倒重来, 文化道统也不接受分权而治,故惟在现有规则中相机行事、借势发力,并对纷繁处境中的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才能有所作为而后进行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一向讲求相互照顾、彼此提携,强调从内部消蚀人际差别,以达成共同体“苟富贵、勿相忘”，强调的是亲亲护持而不在意阶级立场和派系对垒。总之,是既没有形而上学的组织分类,也无所谓主义信条,更多则是推己及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
从社会发展的次第来看,中国恰恰不是文明高度不够，而是早熟，是国人大都坚信人心向善、有教无类，故历来看重德性双修和文野之别，文化学上更是偏向伦理人情而不习惯“市场交易”。因此可以说，中国政治葆有稳定性的根源就在于历来都讲选贤与能、公而忘私的治平理想,这种基于德能优劣比较而形成的评价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汇聚人心从而在政治上有为的前提,也是一种人生意义取向和融入“正派社会”的身份安置。
也正是源于此,个人和组织都不在乎流行的观念和政治立场，而更惧怕被罗织道德和品行上的坏名声。因此，以民为本、洋为中用不仅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精神内核，也是将来的不二选项，故无论怎么扮国际形象弄和平主义姿态，在中国搞政治文化出小资风头、哗众取宠，都只能是一群养尊处优，不接民气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不仅很难成为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反倒像是一些只想不劳而获、混水摸鱼的搅局者。
尽管新时代的开放政治可以容忍批判,并给人以权位下移，或有可能重新分配的幻觉，在展开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产生观点很自由，而且不被追究的快感, 也可以一人一论声讨、甚至鼓动社会自私自利、不行正道，寻一些义气相投者枉顾社会实际，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但现代政治文化沿袭的仍是传统的老路,即明确而有效的社会救济和群众的积极拥护。
因此，尽管国家与人民忠诚原则屡遭一班玩世者诬为“投靠”强权，或“民粹主义”而备受非难，但数千年累积的政教伦理不仅已成牢固的国情民意，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只要国家尚存）个人生计和“名节”安置的最优选项。因此，欲行政治之事业，就得用心参验人心之好恶，其素质也好，体制亦然，国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正所谓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是故，举凡讲政治就得顺天应人，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就得大公无私励行“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