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举凡有所作为的国家、民族和组织效能之高下，既离不开经济基础和“武器批判”，更要礼赞崇高，自命“光荣正确”，并促成社会风气勇跃“歌功颂德”，才能团结人民，鼓舞人心。经验和事实都表明，单靠制度、法律和经济增长并不能化解社会纷争，优化文明等级。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更不局限于主权规训和法理批准，而是综合大众心情、社会风尚、历史评价和命运感等，诸多条件相互支持，全息关照方可达成。换言之，法、术、势和器物维度可以硬性嫁接，上层建筑即精神道统，文明样态即所谓“软实力”国家意识形态，则有赖于历史筛选，知识创制和人为设计。有目的、有正气和高度的价值导航才能去其糟粕，从而避免不动脑筋的“拿来主义”以达至提振国民信心，解决共同体意义安顿和人生归属问题。
众所周知，缘起西学，或曰新自由主义驱动的当下世界“主流观念和法理基础”是私人占有，是资本至上，国家主权次之。据此派生的文明观则是排它性“知识专利，”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为达目的“不讲道理”，物竞天择，赢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哲学基础是“经济理性和商业算法”，假设人人都是胸无大志的“势利眼”，故一般不讲善恶是非和羞耻感，认定人就是野心驱动，故只能用欲望抑制欲望，用媒体造势，法律定分止争取代人的德性和善行。
现代科学发现也证明，人类演化并非连续性，更无文明跃迁和所谓由低级向高级升维的方向感，这就决定了人类品行与经济基础不是同步进化。尤其当下，科学昌明，祛魅的世界更是不相信人间有利他主义和圣贤君子，即便国强民富也不一定道德高尚，知识优化同样很难向善变好。就现有文明格局来看，几乎所有国家、族群和得势者都会基于“以我为主”的认知作研判，利用其资本、技术和文化，甚至诉诸各种“非法”手段把持高位垄断，以防范后来者破局抢滩，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这确实很不道德、不美好，也很不幸！在人类尚未进化到团结互助的时代，自力更生，历久弥新，文明养成高高在上的中国也只能随形就势，以“一国之谔谔，重新审视百国之诺诺！”看看前几年各国应对疫情的种种昏招！再看当下一众所谓“主权国家”面对大小强权肆无忌殚，反复蹂躏之畏琐，足见人类风雨同舟，共生共荣实在不易！从文明发生学可知，个人和小团体之间看重友谊，发扬儒家式仁义善举或许不难，但国家、公司和大组织之间，则很难用情感和公道劝人和睦相处，也不在乎颜面安抚，更多还是依托于经济、技术和武备，乃至文化优越论与国家体量支撑的“筹码”打交道。由此推想，国际关系中斗智斗勇因缘种种，與论场也不乏追捧白左“普世情怀”的文艺范，但管用的仍然是大国纵横捭阖、文武兼备的“战国策”！。
由此推论，现代民主代议，市场原教旨和多元论与资本主义匹配的世界观依然是弱肉强食，底层不变的是说法光鲜，做法冷酷，沿袭并管用的仍然是古老的丛林法则，并借助战争、贸易和非均衡市场，技术与观念壁垒加固唯我独尊，或基于交换筹码定义的“实力决定论”。
由此看来，从巫术迷信，祭司神权到土地领主，工业资本和当前的金融与算法控制，以及上世纪以来对后发国家玩弄的“口岸经济、买办通关，“留学毁人、投资入籍和绿卡输诚”等，本质上都是古罗马、印度婆罗门式的国际“种姓制”等级体系。所以，有人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卖力推广的选举和政党分赃，其最优策略就是用自由主义、多元主体分化、肢解社会结盟，用劳民伤财的法律诉讼消耗当事人，软化“斗志”，从而让国家和人民失去主体性（注：选票统计只有数据，没有具体的“人”），用“代议”阻断下层聚众犯上。不变的是资本和世袭财阀近亲繁殖的封建专制，变的是说辞。对不具竞争力的人民和散户则采用“降维”处理，让其成为“不具结合力”的消费动物，认钱不认人，从而领受价值虚无和精神涣散，对公共道德无所用心，对社会责任则无所事事。
基于这一逻辑，其社会文化营销策略便是：鼓励自由主义、娱乐至上和消费主义，对国家政策则采取抗拒、反感和厌恶等离心主义立场。将历代社会评价低度的小人、坏人，不忠不义之徒，甚至最不堪的“叛徒内奸”也说成是长个性，是追求自由和“思想独立”。结果不但误导一拨拨热衷自由放浪的“聪明人”离经叛道，消极混世，还因其无所作为而挫败连连，最终大多沦为无家可归的“脱轨游民”。
本来，主权在民、自由主义等政治期许，其发生学是缘起商业团体对宗教、王权和土地贵族宰制众生，主导公共事务的不信任而引发的社会反抗。同样，如今标举“政治正确”的主张，也是援引“天赋人权”拆解国家防卫体系而采取的制度纠偏。在当时，这种动议或许是建构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和治理方案，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期许，至少表达了与所处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诉求，即承认个人在政治文化中的主体性。或许，基于商业合作与利益最大化之需，确实有必要突出个人主权和契约精神，以确保社会中个体对有组织的国家侵权有所拒绝和警惕，并经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而成为不证自明的“普世公理”。
然而，凡事皆过犹不及，由于弃置了社会应有的统一性和集体义务感，这不仅离间了社群“无缘大慈”的伦理温情，还导致人们有理由让公义塌陷，让价值中立，从而绕开历史评价和道德审判。换句话说，即可以基于理性和“个人算计”而享有良心上的豁免权，让争权夺利的正当性凌驾于公义之上。其结果是：主权归民在理论上预设了人人都可以摒弃社会关怀，指责集体主义和爱国爱家主张，从而获得对民意价值的全面确认，但却又陷入了非道德化的利己主义而不能自拔。其设置了一个扁平化的世界，看似为众生问鼎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个人的意愿表达展开了平等权，仿佛谁都可以参与游戏,也不必顾虑制度设限而担心被排斥或出局，但事实证明，这更多是一种幻觉。
所以有学者说，自由主义,全球化非但没有带来人类普遍的福祉，倒是成就了金融资本、技术专断和媒体霸权，前者决定了人可以怎么行动，用什么交易，后者定义了现代人怎么想，什么才算正确”。
吊诡的是，现代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接受了自由主义，个人利益神圣的反复说教。故此，肯定会将所有局外人都看成异己，当作利益侵犯者和萨特式的“地狱”而加以防范。当下流行的文明论、进步主义，政治正确和民主意识形态，在动机上也在鼓动人们自私自利、不劳而获，由此派生的“无明大众”自会反对政治上大公无私，更不会支持中国式的“仁政和民生为本”的天下关怀。
众所周知，当下中西失和不仅是国家间经贸和科技层面的战术较量，实则更像是一场涵盖文明范式，如何理解国际关系和人际伦理的世纪之争。从地缘政治和产业分布看，国家主权和资本跨界交错引发的利益冲撞肯定不少，问题很多。单凭法权教义和讲道理应对不但费劲，而且效果不彰。就有限的观察，中国政商人士，尤其知识分子对国际问题的理解都很“中国特色”，无非拘泥贸易规则在商言商，只关心账面收益孰多孰少，谁占了便宜等，很像过去的商业行会，只谈生意不及政治，仿佛一切都可寄望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通晓会计算法讨价还价，磋商解决即可化解纷争。反之，对手则更像是借商贸关系、技术设限，媒体、司法和教育合作搞政治破坏而后文武兼施，多管齐下。两相比较，各自起点、认知维度与“三观”不同，结果自然分叉。
是的，在经经决定论，民主和自由“救赎”一贯正确的时代，务实的内政外交总会锚定产业和贸易主导一切，假设公众都是目光短浅而无思想的理性人。故此，强调社会民生，发展经济不仅没错，援此处理阶段性国际争端也算正确。但若是主观胜于客观，意识决定物质。从而让国家、组织和个人行为脱出经济领域，演变为不讲实事求是而是讲文明冲突，操弄“文明种姓制”和讲国际博弈，或老调重弹，掀起种族主义，诉诸一神教、血统论搞现代版“十字军东征”，把资本、技术和文化当筹码与政治挂帅，打包对抗，所谓中西之争就不仅是经济而是政治，是关乎文明形态和世界安危，以及现存国家主权存废等大是大非问题。倘如此，则不仅和平相处很难，所谓自由贸易、族群争端援引法律和外交解决则几乎无望。
尤其当前，基于资本私有化，个人和组织本位搭建的市场行为，无论是国际也好，内政亦然，其驱动力既无公认的价值引领，也不存在令人信服，有普遍约束力的世界政府和公法规范，而是资本导向，各自追求利益无限，且不认为多吃多占，居高临下，欺行霸市在道义上有什么不妥！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也只能立足地方本位，竭力捍卫其历史光荣，文化和国家道统正确，并积极发扬爱国主义，召唤人民同心同德，以避免政治失效和体系内耗。这不仅缘于全球化文明差异和国家间的利益算计，更是强化国家组织体系和制度效能，加固国民身份和情感归属的应有之义。
多年前亨廷顿讲“文明冲突论”真可谓一语成谶，这意味着举凡成型的文明不单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自我优化，自我吹嘘标榜而且通过掌权者精心策划，刻意修饰乃至“设套作伪”的知识系统。故此，不同文明间的开放、理解和互鉴当然很有必要，但无论其如何都不能自轻自贱，自我贬损，而是通过荀子式“化性起伪”，并基于特定族群的生存与发展，自我优化做出相应的文明建构，刻意分出高下优劣，而不是取长补短，各美其美。
正如当下“西史辩伪论”之勃兴，表面看是揭批学术不端或“科学问题”，是基于中国学界“好事者”不服气，对其百年来在中国知识圈标榜一贯正确，一贯先进文明，假扮高大上的质疑与反向诘问，或基于个人好恶，学理较真而“盯住”西方造假，将“文学杜撰”置换成历史真相，欺世盗民的把式提出反驳和非议，实则所谓“伪史”或曰西方历史刻意误导本不新鲜，向来如此。
从文明演化史可知，世界不同区域社群的发生发展，除华夏正脉一骑绝尘，早于轴心时代“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即有庙堂史官“左记言，右记事，”政教脱魅而远离怪力乱神之外，其他文明的蒙昧主义则一直在原有范式腾挪打转，现在依然。君不见，所谓以神道设教，制造魔幻主义，散布歪理邪说蛊惑众生以维护统治，本来就是几乎所有蛮夷社会“更化升级”的常态和戏码，不仅美*西方如此，但凡中华之外的“胡虏夷狄”，在关涉特定政治文化、经济，乃至公共领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之争，因其当事者与叙述者都处于不同时空，不同处境和不可传导的感受与体验，其历史叙述或主流写法多是“唯心主义”，故不可能实事求是，也无须费力声讨和专业查证即知大略。
故此，即便是有心的学者出于求真务实，或有“考据癖者”，也多是据其所列人物事件，是否符合生存经验和日常功用，是否与当时当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乃至地理物候等要素条件是否匹配。其所言、所论之人物事件是否超越人情常理并符合物理和生化属性。于此，所谓“西学辩伪”之批判和追诉，或可理解为互联网信息平权时代的“知识造*反”，严格说来，应属于政治批判和社会思潮而非科学问题，揭短者的用心与严谨值得尊敬，但发力过度，跟撒谎成性的集团和玩家较劲则大可不必。
是的，亨廷顿的预言需要认真对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西史辩伪论”尽管不被一厢情愿，靠搬弄“洋学”讨生计的中国学者广泛承认，但肯定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据此，后来居上的中国既无须抄袭“殖民体系”跟风学坏，更不能悖逆中国政教文明扶困济弱，替天行道的历史正义，拧着其历史文化真假消耗太多。看清了列强擅用怪力乱神欺世盗名之戏法，更要肩负起黑暗的闸门，穿透时空，以中华“修齐治平”之伟岸愿心，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之精神，再次担起新世纪、新文明系统迭代和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