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作乱”：问肉身沉重，谁能作主？

“疫情作乱”：问肉身沉重，谁能作主？

本社主笔  汉 心

（一）

现在世界注意力集中在战争、疫情和产业系统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但从大历史看，几个月也好，几年亦然，“老危机”终将过去。即使像大萧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创痛，在历史上多数人也不会揪着不放，纵有好事者反思咀嚼，也是作作姿态而已，旧问题还在，新麻繁又来。人间事真可谓“菩提即烦恼”，患得患失，没完没了。差别只在不同的剧情有不同的心境。经济得失明摆着，好算账。反之，危机责任归因，公共伦理和心情疏导，以及相关问题的历史定论，则会对人的价值评判和“三观”形成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这有如中国科举制和现在的高考，一次考试或许不能概括资质孰优孰劣，但分数高低导致的角色期许，则会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意识和相互关系，甚至会影响得胜者和失败者的方向和价值归类。

如把当下战疫视为一场技术、观念和行动能力检阅，历史经验或许可以借鉴但不特别重要，疫后格局也多半不会根据人们做了什么，或实际贡献论功行赏，而是依靠技术追踪和算法推导，谁的说法“正确”都不影响系统运行！这或许很无奈！但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有技术依赖就不太愿动脑筋、伤和气，更不想得罪芸芸众生，一切都由科学说了算。

从已有经验可知，科学与古老的神学一样，被当作渡化众生，优化人类处境的知识，或心法无疑都是好事，也值得推广。但若是被绝对化为信仰而成为不可质疑的真理，则人的自我定义就会“反主为客，自我降维”。试想，有统计学编程和算法支持，人的生物“节能设置”就会鼓励科学包揽一切。倘如此，凡事都指望“科学表态”定方案，做决策，灾后的人文反思和问题探究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返观人类文明史，纵有太多不自由，太多肉身沉重和伤害记忆，但对日常冷暖尚能自我领会。“身体发乎，受诸父母”，任谁都会悉心照料护持？有病否，完全基于身体征兆做判断，作抉择。

但自新冠以来，科学的全面介入已是不争的事实，活着，而被系统时时追查困住，通过算法决策，接受数据规训，谁也无法出逃！由此，以往的认知和哲学观都得修改，身体自显征兆被宣布“无效”，临床反应和生物学指标，只要不纳入系统测评则不予采信，必须由“科学”定义，或由社会政策，公共问题专家集成数据模板，统一命名。

至此，人的喜怒哀乐将被纳入科学范畴，一切肉身感受必须靠“数据裁判”，技术指令“允许”才能认证赋权，身体好坏自己说了不算，更别想逍遥自在，自作主张。这或许是后疫时代重构社会生态，重建观念体系的认识论“试水”，方法论预演吧？

（二）

在不明究理，焦虑不安的时刻，人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社会痛苦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无厘头的猜想和热炒“阴谋论”误作聪明的洞见。

即如当前没完没了的疫情打劫，经济停摆和国家间斗智斗勇，没完没了的舆情争执等，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纠缠，人们不是束手无策，便是困于信息挑拨而弄得神情不安，空耗心力。尤其面对一次次卷土重来的“疫情作乱”，就连一向公认的科学“神器”也频频出错，无从下手，使得百年科学主义迷思面临信任赤字和现实尴尬。

想想也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科学并非无所不能，面对措手不及的天灾人祸，还得借助老经验、老办法应对。因此，就算严谨的科学分析，也只能在搞不清其生成机理的前提下，通过推导、假设而做“不知其所以然”的概率估算，随意命名。任谁，都没法对不知来龙去脉的“生态危机”有所作为。无可奈何！不得以两害相较取其轻，要么沿用中国式的强制隔离封控；要么超然事外，来一通“自由主义”，很“哲学”地告知人民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同意大家躺平了事！这既可以为当下“公司化有限责任制民主”失效做个免责交待，学理上也符合“后现代”喜欢的小叙事和反权威主义。

回想近三年疫情溯源，一会果子狸，一会蝙蝠、穿山甲或人工造作，其实都是不讲实事求是的想当然。从生态全息论上讲，人对自身，对世间万物都测不准，也搞不定，何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或许，就局部可控变量，对象化的数理结构和空间关系，甚至部分生物机体反应等技术难题，能通过试验、实证找出病源，获致某些可供定量分析的生理指标，从而得出统计学结论，但对整全性的人，尤其是系于灵肉和合，必须全息探究的医学伦理，既然不能洞悉人体精、气、神的发生学究竟，了解“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天人交感的全部因缘和演化机制，仅仅基于范畴定义的科学，又如何能找到确切的应对和解决方案？

事实上，就人类与疾病共存而此消彼长的缠斗史来看，多数时候，人们能消灾避难，治好病，靠的仍然是个人身体，环境、风水和天赋的自我修复能耐，或冥冥中的“运气馈赠”，以及有效的社会组织管控等，而非所谓科学或某种绝对的技术干预，也不是想当然的“集体免疫”，而是在不断叠加的风险压力下，依靠人文自觉，组织动员人们积极防护才能化解危机，有所作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