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写下《纪念白求恩》的著名文章,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真正共产主义者精神。从此,“白求恩精神”就成为我军卫生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但鲜为人知的是,与白求恩共同创办“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后改称“白求恩卫生学校”,简称“白校”)的开国少将殷希彭,是真正把“白求恩精神”落地生根并发扬光大的第一人。他带领白校在抗战烽火中发展壮大,从“游击教学”直到解放后领导创建第一军医大学,以“白求恩精神”凝心聚魂,为新中国军事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筹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的军区医务训练队人员合影,
二排左五为殷希彭.
1939年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前线伤员开展抢救治疗工作。当时根据地刚创建不久,孤悬敌后,举步维艰,尤其医疗卫生人才奇缺,军区卫生部成立时仅有36人,还包括勤务人员,医护人员大多数是看护。看到这种情况,白求恩就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建议,办一所培养战地医护人员的卫生学校。这个建议很快就批准了,但到哪里去找合适的教员,又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棘手难题。
不久后,白求恩来到冀中军分区卫生部,见到了时任医务长的殷希彭,在交谈中,当他得知殷希彭是留日医学博士、河北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并且殷的很多同事、学生都跟着他参加了八路军时,便如沙漠里遇甘泉,马上就向聂司令员推荐了殷希彭等人。
殷希彭很快就成为了新成立的军区卫生学校教务长,与校长江一真、白求恩等人一起开始了领导创建学校的艰巨工作。白求恩是技术高超的胸外科专家,殷希彭是教学经验丰富的病理学教授,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对白校早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教材教具,两人就共同商量制定教育计划,亲自编写教材、制作教具,据白校学生刘民英回忆,两人教学解剖图画得非常精美,堪称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在白校师生眼里只有他二人可以相媲美”。
战地黄花分外香。在创建白校这段并肩作战的日子里,殷希彭和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对白求恩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尤其是他“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崇高精神,殷希彭发自内心感到敬佩;同样的,白求恩也由衷钦佩殷希彭扎实、渊博的医学理论造诣。两人一个教技术,一个教理论,配合得天衣无缝,教学工作从零开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为华北前线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医务工作者。据统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结束,白校成立十年时间内,共培养了三千多名医务工作干部,建国以后这批人就成为我军卫生战线的骨干力量。
1939年11月白求恩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白校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殷希彭相继担任副校长、校长,带领白校在战火中一步步发展壮大,并逐渐扩编为我军卫生战线的主力军。毛主席《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影响太大了,直接把白求恩推上共产党人的“圣人”地位,白求恩精神无疑是白校的灵魂,是一面红旗,而殷希彭就是白求恩精神这面红旗下默默领队前行的举旗人。
白求恩和殷希彭在战争年代创建的这套白校教学体系,对新中国军事医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白校成立时,军区医疗体系几乎是一个空白,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时间紧迫、部队急需,所以教学工作只能从简从快,一切为了战争的需要。在白求恩“重点教育”的基础上,殷希彭提出“突出重点、适应对象、按需施教、急用先学”、“基础服从临床、临床服从战争”的办学原则,奠定了白校教学的基石。简单说,就是边学边干、急学活用,尽快为前线培养输送急需的医务工作者。但当时白校面临的难题是,学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学医又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很多学员就想等完全学好了技术后再上前线,但这在战争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殷希彭制定的这套野战教学体系简单而有效,“以少而精,由实际而理论,由浅而深为原则”,督促学员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提升技术水平,强调“决不能放弃了当前的艰巨工作岗位而单纯的从事学习”“应当脚踏实地在工作中去钻研”。这是一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符合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于战火烈焰中淬炼成白校“一切为了部队健康”“理论实践一致”的红色基因。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获胜,我军相继解放石家庄、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殷希彭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兼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领导了接收、改造城市医院工作,大批技术人员经过思想改造后,再分配到各部队去支援全国战场;他还首次提出“预防为主、医疗为辅”部队防疫保健工作方针。白校培养出来的这三千多名骨干学员,薪火相传,星火燎原,把白求恩精神从晋察冀播种到全军甚至全国,奠定了我军卫生战线组织体系之基石。党的组织生命是由各条战线上的开创者们,历经战火淬炼而形成的,这种红色基因已深深嵌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里。第一代开创者的精神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1954年5月,第一军医大学成立,殷希彭担任首任校长,后来他又相继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成为新中国军事医学教育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在他的支持下,第一军医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航空医学系和首个防原子放射医学系,军事医学科学院也相继在三防医学、航天医学、航海医学、营养学、流行病学等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及时解决了当时军队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诸多军事医学科学难题。殷希彭开创性地提出“军医思想”,指出军事医学教学必须“能够配合支前和建设强大国防军的任务”,这是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思考,成为我军国防卫生从游击战争状态过渡到正规化、近代化的“源代码”。
在第一军医大学成立开学典礼上,殷希彭总结了白校教学经验,提出政治、军事、技术“三位一体”教育方针,来培养训练将来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人民军医,指出“军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就具有任务性强、综合性大的特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任务,就是研究解决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的问题,为部队提供所需要卫生技术措施”;他特别强调,“我们的研究方向是为国防服务,…研究工作不能只是从兴趣出发,必须结合教学和医疗工作来进行”“从不强调个人兴趣,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根据部队需要、国防需要,围绕着国防部的要求从事研究,把成果运用到现场,以解决部队急需解决的问题。”这篇报告集中体现了殷希彭军事医学教育思想的精髓。这种综合性和应用型的科教思想,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我军卫生战线和军事医学教育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殷希彭是我军高级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而他从教授到将军的传奇经历,更是一部科教战线活生生的红色党建教科书。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殷希彭隐居乡里,但时刻准备报效国家,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他确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不仅鼓励三个成年子女参加革命,自己也毅然入伍,后来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战斗中,殷希彭逐渐认识到了党的伟大,自己也从“毫无政治思想的书生锻炼成一个比较坚定的革命战士”,从“君子不党”的纯粹学者成长为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这种思想蜕变更是一场“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及专长,也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他一旦参军或入党,特别是成为科教战线的领导干部,那他就不再是纯粹追求个人兴趣和个人荣誉,而是首先要为党的事业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奋斗。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党必须建立起一支“又红又专”的人才队伍,来实现党在科教战线的战略目标。
陈淇园教授是殷希彭在河北医科大学的同事,后来两人又一起创办白校和第一军医大学,两位教授之间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陈曾私下问殷:你是一位知名的病理学教授,但为了教学和行政工作,没时间和精力再去做技术工作,自己觉得有遗憾吗?殷这样回答: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专门掌握技术的人太少了,我们应该承担起培养技术人员的责任,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人来做技术工作,但如果我们不来做这个工作,将来岂不是更要百倍困难?这个想法不仅体现了殷希彭“大公无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德,也体现了党的科教战线在初创时期确立的一条基本工作原则:技术岗和行政岗是分开的,且行政岗是为技术岗服务的。像殷希彭这一代科教战线的开创者,都是把自己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民族解放与国家重建的伟大事业,几乎是自觉践行了这条工作原则,譬如在第一军医大学,就是实行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行政与教学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既要明确分工,同时又要密切的联系,以医疗为中心,搞好临床教学工作”,“行政工作和物质保障工作,同样是以教学为中心并作好医院的供管工作”。后来“两弹一星”也是自发实行了这种技术和行政二分体制。现在来看,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工作原则作为保障,掌握行政权的领导干部,就很容易把自己掌握的资源用来追求实现个人兴趣、个人荣誉甚至个人利益,就容易偏离解决国家和军队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一主方向。这条工作原则对当前科教体制深改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白求恩临终前,把自己的医疗器械箱赠送给了殷希彭,他接过了白求恩精神这面红旗继续负重前行,从战争年代的白校办学,为前线培养输送急需的医务技术人员,到接管改造城市医院,建立部队正规化防疫保健体系,再到创建第一军医大学,服务国防现代化建设——历经战火淬炼而形成的殷希彭军事医学教育思想,不仅是我军卫生战线、也成为新中国科教战线的一块奠基石,其思想光辉将永远熠曜在历史星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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