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某种恶性循环不断积累扩大到极致导致的崩溃。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是我们从根本上挽救国家经济从内卷走向持续增长的有效方式。如果我们不从社会主义的基本伦理中解决资源配置的公平，化解两极分化问题，我们就无法将经济秩序从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就无法摆脱内卷与滚雪球的地方债务，也就摆脱不了引发总体系统安全崩溃的大问题。——刘浩锋
和通社高级评论员 记者 刘浩锋 古月飞刀
2025年冬，寒意穿透经济数据的每一个毛孔。四十五年狂奔骤停，三驾马车熄火后的余烬里，七大系统性危机如鬼魅般列队，从”去泡沫”的废墟踏入”流动性危机”的泥潭。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1.8万亿社保缺口、90万套法拍房、130万亿地方债务、连续33个月负增长的PPI——不是冰冷的统计符号，而是刺穿经济肌体的利刃，昭示着一场迟到的清算正呼啸而来。
曾几何时，”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房地产是全民狂欢的造富场，人口红利是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我们沉迷于钢筋水泥的扩张神话，将经济增长简化为土地拍卖的竞价游戏，把民生保障寄托于不可持续的”现收现付”。当300城土地出让金从8.7万亿缩水至2.58万亿，当27个省份社保当期收不抵支，当河南新乡等地用红头文件将医保报销限在每日50元，这场靠透支未来维系的繁荣，终于露出了狰狞的底色。
房地产的崩塌从来不是孤立的雪崩。14万亿开发贷与60万亿城投债的债务堰塞湖，早已注定了”二次探底”的宿命。70城房价近乎全线下挫，银行直售房折扣低至七五折，法拍房较2021年激增6.2倍，这不是市场的短暂调整，而是对过去二十年”高杠杆、高周转”畸形模式的终极否定。那些将毕生积蓄投入房产的家庭，那些背负三十年房贷的年轻人，如今在资产缩水的漩涡中挣扎——他们的困境，正是对”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最沉痛控诉。
人口的断崖式下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全年610万新生儿对应1180万死亡人口，3.08亿老年人占比超21%，2026年小学将出现450万空余学位。这种”少子老龄化”的双重绞杀，不仅让社保基金面临全面断流，更抽空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根基。当职退比从2.65降至1.11的预言逐渐逼近，当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断缴率高达31.6%，我们才猛然惊觉：过去被视为”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早已在过度消耗中耗尽。而那些曾被忽视的民生痛点——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负担，正是扼杀生育意愿的元凶。
通缩螺旋与外贸困局，更让经济雪上加霜。PPI连续33个月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半数亏损，50城租金指数两年多持续下跌，这是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叠加的必然结果。外贸看似保持增长，实则是”量增价跌”的赔本赚吆喝，利润归零的背后，是全球供应链脱钩的残酷现实。特斯拉、通用汽车剥离中国零部件，苹果将产能转移至印越，外资品牌纷纷出售中国业务——当我们还在依赖低端制造的薄利多销，世界早已悄然重构产业格局，而我们错失的转型窗口，正化作今日的被动困局。
地方债务的黑洞尤为触目惊心。130万亿债务的年利息支出达7.8万亿，接近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七成，即便中央转移支付高达11.2万亿仍难填补窟窿。这种”借新还旧”的饮鸩止渴，最终将转嫁为普通民众的负担——教师、医生、公务员降薪在即，公共服务缩水已成必然。那些曾光鲜亮丽的城市地标，那些大干快上的基建项目，如今都成了压在地方政府头上的债务大山，而买单的，终究是每一个纳税人。
2024年，中央10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化债，帮助地方政府化解隐形债务。化债的关键在于释放地方政府的杠杆空间，通过加杠杆为经济注入活力。但是“化债”的方式，是借更多的债，用新债去换旧债。这显然是恶性循环的继续。因为，化债的目标也不是消除债务，而是通过所谓优质资产与合理需求来承接更大的债务负担。这与引发美国2008金融危机的将美国房债包装成金融衍生品的击鼓传花，异曲同工。只不过，我们用的语言策略包装更为隐秘。所谓的优质资产与合理需求，最后导致的一定是优质也会在快速技术更新中沦为劣质资产，合理需求也只会在有限需求满足后陷入新的困顿。但整个体系而言，债务已经演变成了更为臃肿的晚期肿瘤。（刘浩锋）
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某种恶性循环不断积累扩大到极致导致的崩溃。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是我们从根本上挽救国家经济的有效方式。而不是依靠美丽的模糊的学术语言技术包装掩饰恶性循环；当前中国正遭遇的地方债务危机与经济生态内卷，中央推出的化债模式用心良苦，但最终的结果必然继续将地方债务的规模推入更大规模更为持久的恶性循环，最后陷入无可药救的肿瘤晚期，不可避免的引发总体安全系统的崩盘。（刘浩锋）
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西方财团大规模运用“杠杆”挤压泰国金融市场爆发金融危机；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过程中，继续大规模运用“杠杆”加重危机程度。它们以自有资本做抵押从银行借款购买证券，又以证券再抵押继续借款，迅速扩大了债务比率；它们还将借款广泛投机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衍生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杠杆比率。其实，从西方每次经济危机运动过程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恶劣、短视、愚昧的举措。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一直反复演化。直到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所形成的原因，在形式上有差异，但根本原理依然还是如此。美国房债的“次贷”被投机取巧的华尔街银行家们打包成鲜亮的证券产品，像裹着糖衣的定时炸弹一样投向市场，为了眼前短浅的利益，放纵这种恶性循环不断扩大，直到爆发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引爆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被称谓美国“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对此，陷入 “西学陷阱”之中无法跳出来的经济学家们，依然还是从机制或制度层面来找原因。依然靠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模型来推理构建自己的经济学高深理论。并没有发现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证明了形式逻辑数学本身具有的残缺对于“数理经济学”的釜底抽薪的灾难。由于诸多经济学家并不能发现根本的问题不仅是制度层面，而是决定制度的更为根本的思维与心灵运动的模式存在痹症所致。以致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没有一个西方经济学家能够及时发出警告，预先得知。这样误国误民的旧经济学旧伦理学旧文化旧文明应该得到人类从灾患中觉醒而告别了。（摘自：《经济科学原理》刘浩锋著）
当前，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暴露，让危机的传导如箭在弦。城商行、农商行不良率超6%，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总贷款近三成，若房价再跌25%，35万亿抵押物价值蒸发将引发8-12万亿坏账核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数储户的存款安全面临威胁，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收紧，意味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阴影从未如此逼近。当金融资本与地产资本深度捆绑，当监管在”维稳”与”出清”间摇摆不定，这场风险的爆发，不过是时间问题。
有人将这一切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归咎于全球经济的下行周期。但真相是，所有外在的冲击，都只是加速了内在矛盾的爆发。我们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忽视了内需的培育；而内需需要政策引导支持，随着经济的成长不断协调部有序提升普罗大众的收入水平。我们沉迷于互联网虚拟经济的短期暴利，冷落了实体经济的战略转型升级；我们重视规模扩张的数字好看，轻视了民生福利福祉的根本保障。当三驾马车同时熄火，当红利耗尽、泡沫破裂，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太远，中国经济正陷入一种更大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如果我们不从社会主义的基本伦理中解决资源配置的公平，化解两极分化问题，我们就无法将经济秩序从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就无法摆脱内卷与滚雪球的地方债务，也就摆脱不了引发总体系统安全崩溃的大问题。（刘浩锋）2023年习主席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结构性转型升级非常及时。但是结果如何，对经济的恢复增长效果有目可睹。因为，我们还没有从方法论上看到，只有有力的解决人民群众的资源配置实现公平，才能解决市场需求的源头普罗大众消费能力的问题。
2026不是宿命的审判，而是现实的警钟。那些预警的危机时间表——社保断流、债务违约、房价深跌、失业率飙升——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沉疴已久的经济体制的无情揭露。此刻最可怕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对危机的漠视与拖延，是用”维稳”的名义、“封嘴”的媒体舆论，掩盖 “放纵恶性循环的阴谋”，与深层次改革的怯懦。
鲁迅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这场四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我们不需要粉饰太平的谎言，不需要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更不需要将责任推给外部环境的逃避。我们需要的，是来自文化自信的中国经济道路构建，勇于摒弃来自西方顶层设计的路径预设，是对目前经济认知方式进行颠覆性改革的决心，是回归民生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初心。
若仍沉迷于过去的增长路径，若仍回避结构性的深层矛盾，若仍让既得利益阻碍改革进程，让经济学术木马继续误导国家最高决策，那么2026年、2027年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惨烈，或许只是更大政治危机的序幕。历史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唯有直面沉疴、猛药去疴，才能在时代的拐点处，为中国经济寻回一条良性循环的可持续的生路。否则，当红利燃尽、内卷掏空、泡沫破裂，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和无数普通人的血泪与叹息，更是国运昌盛的沦陷，与民族复兴梦的破碎。
刘浩锋（世界和学基金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共富研究中心 主任 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