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胜利 陈萍 谢芬芳
一、中共湘中特委成立的历史背景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大举进攻，一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四水。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生死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并且针对党组织受到破坏的情况，会后中央决定恢复、整顿、改造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恢复和建立党章所规定的党的地方各级组织的同时，还在许多地区建立了党章未曾规定的“特委”（其全称为“特别委员会”）这一级党的组织。1927年初冬，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将全省划为长沙、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起义区域，并建立湘南、湘西、湘西南特委，以领导起义。例如，1927年8月3日，中央在关于湖南的暴动计划中曾指示发动湘南暴动，为此决定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并指定毛泽东为特委书记。（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1927年11月中旬，中共湘西南特委在宝庆城外五里牌正式成立，贺旭是书记。（《邵阳市志》，15—16页）（《中国共产党冷水江历史》说是贺恕）
从中共一大到五大，党的组织章程中，没有设置“特委”的规定，“特委”在其创建时是作为党的章程所规定的组织系统之外的组织，这大概是“特别委员会”之“特别”的原因。也可理解为具有“特别任务”、“不同一般”的意思。1928年7月举行的中共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对特委的性质和层级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3章第4条规定：“本党组织系统有六个组织层级：支部、区委、县委或市委、特委、省委、中央委员会。”对于特委，第14条具体规定为：“特别区（包括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特别区代表会议——特别区委员会。特别区的组织如有必要时，得由省委决议成立之。”这里的特别区就是地方特委党的代表大会，特别区委就是特委，都是高于县市党的组织的一个层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
特委的建立，弥补了党的五大章程确定的组织层级在领导武装起义方面的缺陷。五大规定的党的组织层级在领导、组织武装起义的非常时期表现出其局限性。这表现在：一、中国的一省所辖区域甚大，一省内的革命发展情况往往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起义条件成熟的地区一般是一省内离中心城市省会相对较远或交通不便、局部的地区，而省委一般将机关设在省会或离省会较近的城市，这样，省委对武装起义地区的情況既难以有全面、详细、真切的了解与掌握，又难以对起义实行符合实际需要的直接策动和领导。二、县委作为省委之下的领导机构，对于领导小规模、小范围的起义尚能胜任。但涉及几个相邻的县的武装起义，超出了一个县所辖范围，县委就难以对起义进行全面的策动，更难实行有效的领导。三、武装起义还有的往往是在几省交界的几个相邻的县的范围内举行，省委、县委的领导既难以开展工作，也难以沟通、配合。四、党的现有组织体系省—县（市）—区—支部，其建立有着严格而具体的条件限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一些地方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地方尚未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按照党的章程所规定的条件先去逐步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体系，等待恢复或建立比较系统的党的组织后再去发动武装起义，那必然会丧失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因此，创建一种新的党的组织机构、组织层级，是当时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而特委这一新的组织，从层级上说既是省委层级之下的一个组织层级（个别未设省委的省的特委则直属中央，界于数省交界的特委有可能属于某一个省委或中央），又是县委之上的一个组织层级；同时设置时又不受党章所规定的成立条件的限制，特委领导成员既可由上级派任，也可由地方党组织中有领导能力、有威望的同志担任，具有灵活性。因此，特委组织机构和组织层级的创建，适应和满足了武装斗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能担负起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由此可见，中共湘中特委的成立是由湖南省委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新化、涟源、安化、溆浦等地的工农武装起义，策应湘西南特委组织的邵阳起义。受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党内组织层级又高于新化县委，与以邵阳为中心的湘西南特委平级，又有效弥补了湘西南特委在湘中地区领导力量的不足。因为湘西南特委成立时，下辖的是宝庆、武冈、锡矿山、龙山四个特区委（含县委）和隆回、滩头两个区委，以及20余个支部（小组）。湘中地区只有锡矿山特区委在其领导范围内，这已不适应当时湘中地区的革命形势。同时，1928年春节前后，由于邵阳境内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全面展开清乡剿共，中共宝庆县委、武冈县委和隆回、滩头区委先后遭到破坏，湘西南特委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英勇牺牲，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此时的新化县大同镇，云集了一大批以教书职业为掩护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以大同高小为据点，以时荣桥村周叔川、周琨故居为主要活动基地，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具备了成立中共湘中特委的条件。
二、中共湘中特委成立的组织基础
中共湘中特委在新化大同镇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这里在大革命时期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二是因为这里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充分，有雄厚的组织基础；三是因为这里有一批积极投身革命，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骨干成员。中共三溪桥党小组、中共大同镇学校支部、中共三溪桥支部是一脉相承的，为中共湘中特委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才 50多名党员，其中就有大同高小毕业的学生余盖和张学琅。余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由毛主席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学琅就读上海外国语学社，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赴俄勤工俭学，由罗亦农、彭述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同学子中这批早期党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极大的影响着大同镇三溪桥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张昌銮，1922 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介绍大同高小毕业在北京求学的颜霁、陈历坤、吴成方、刘荫仁、罗崇灏、颜北屏、颜树繁、钟毓华、李日章、周维渥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平支部活动。大同高小毕业在长沙求学的周廷举、周琨、谢序仁、颜秀夫、吴镜清、钟辅文、余芳洲、谢翔霄、谢骥良等先后加入中共党的组织，参加中共湘区委员会活动。他们在积极组建三溪桥党组织时，大同镇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就达到二十多人。
1925 年夏，在北京求学时加入共产党的颜霁、钟毓华、李日章、周维渥和在长沙求学时加入共产党的周琨等人回到家乡，在大同镇政治机关所在地的三溪桥，成立了湘中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三溪桥党小组，这是新化县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也是邵阳、娄底地区最早的基层党组织。在此基础上，1926年12月，成立了中共大同镇学校党支部，周琨任支部书记。1927年11月，中共湘中特区区委书记陈历坤来到三溪桥，召集钟毓华、周维渥、颜霁、李日章、罗崇灏、刘荫仁等中共党员，建立中共三溪桥支部，钟毓华任支部书记，周维渥为组织委员，颜霁为宣传委员，李日章为农运委员，罗崇灏为军运委员，刘荫仁为青运委员，成为了一个组织健全、班子完整、成员素质高的党的基层支部。1928年4月，陈历坤再次来到三溪桥的大同学校，明确将中共湘中特委机关设在三溪桥的大同镇镇立小学堂，将中共湘中特委工作和中共三溪桥支部工作合二为一，有利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开展工作。
自党的基层组织在三溪桥建立和积极开展活动，一批批坚守在三溪桥的共产党员为党的工作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贡献。
三、中共湘中特委成立的过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21日晚，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叛军分路向省农协、省农运讲习所、省农协政治训练组、工运训练班等革命机关、学校进攻，长沙气氛非常紧张。6月6日，新化农民自卫军第一队队长陈尧佐率部叛变，敌人见人就抓，新化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6月24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整顿陷于瘫痪的各级党组织。毛泽东一回到湖南，就在长沙、衡山等地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船”开展武装斗争，或者“钻地”转入地下斗争，反击国民党的疯狂进攻。当毛泽东在徐特立处见到邹新藻（今新化人）时，对他说：“是啊，敌人像牛魔王一样张牙舞爪疯狂得很，你就来个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里。”
7月，邹新藻进入得到恢复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第二班，开始了更加艰难复杂的地下斗争。在这里，他遇到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并和后来成为湘中特委书记的陈历坤开始有了联系。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在进攻长沙途中受挫。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委员，省委农民部部长向钧（杨开慧的表弟）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邹新藻的陪同下，来到新化锡矿山（今冷水江市）。他们传达了湖南省委紧急会议精神，明确他俩的任务就是组建锡矿山特区委，恢复和发展锡矿山、新化、蓝田、杨家滩等地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暴动。后来，邹新藻以国民党新化县改组委员会锡矿山登记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联系失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机成熟后，11月底，中共锡矿山特区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湘西南特委，陈历坤任书记。锡矿山特区委建立后,陈历坤来到中共党员较多的大同镇三溪桥，与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钟毓华、周维渥、颜霁、李日章、罗崇灏、刘荫仁等，商讨如何尽快恢复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并召集三溪桥附近的党员开会，建立中共三溪桥支部，钟毓华任支部书记，周维渥为组织委员，颜霁为宣传委员,李日章为农运委员,罗崇灏为军运委员，刘荫仁为青运委员。在中共三溪桥支部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革命武装，响应湘西南特委组织年关暴动的号召。
1928年1月，向钧再次来到锡矿山筹划年关暴动，他认为这里的党组织恢复较快，准备以龙山、板子山、锡矿山为暴动点组织年关暴动。锡矿山特区委按照向钧的指示，积极准备、组织力量随时策应暴动,并选派10多名骨干去龙山参加暴动队伍。1月初，由于叛徒出卖，向钧回省委参加会议时在长沙被捕，1月24日惨遭杀害。从此，领导锡矿山暴动的担子落在了邹新藻一人身上。后经湘西南特委研究，决定以武冈为中心组织年关暴动，锡矿山区配合。后武冈暴动失败，锡矿山中共党组织和武装力量遭到新化、安化、湘乡等地反动武装的“围剿”而受到摧残。湘西南特委也遭到破坏。4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陈历坤到新化加强领导，成立中共湘中特别委员会,由陈历坤担任书记,辖新化、安化,溆浦部分党组织。陈历坤从长沙来到三溪桥大同镇立小学，与中共三溪桥支部的党员钟毓华、周维渥、罗崇灏、刘荫仁、李日章等晤面。次日,陈历坤召集大同镇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大同镇立小学女生部楼上（周维渥回忆录中说是在女教师杨丽华宿舍）开会，确定把中共湘中特委机关设在大同镇立小学，并以教书职业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注：《中国共产党新邵历史》，第一卷，69页，70页）钟毓华任支部书记，周维渥为组织委员，颜霁为宣传委员,李日章为农运委员,罗崇灏为军运委员，刘荫仁为青运委员。
据《中国共产党新化历史》记载：1928年4月，陈历坤选择新化作为执行党的工作任务的落脚点，由长沙启程，经湘潭、湘乡，绕道新化的三溪桥 （今属新邵县）回新化县城。在三溪桥大同镇立小学及其附近一带，他打听到曾在北平与他一同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颜霁、李日章、钟毓华等潜回了新化，李日章已在大同镇立小学供职。于是，他到大同镇立小学与李日章会面，谈了自己准备回家乡办学的打算。其间，李日章还谈到了从北平回来的共产党员刘荫仁、谢翔霄（女，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当时在大同高小任教），以及从事革命活动的吴镜清（1928年担任大同高小校长）、谢序仁、周维渥、谢楚藩（1929年至1930年担任大同高小校长）、吴萼联等人。5月间，通过周维渥的联系，陈历坤在大同镇立小学女生部楼上与他们聚首。当陈历坤谈及回新化打算办学时，刘荫仁、李日章、周维渥、钟毓华等人都表示支持，且明确表态如有需要，愿意应聘到校任教。(注：《中国共产党新化历史》，第一卷，77—79页)
据新邵二中校史《风雨沧桑九十年》记载：1928年，吴镜清任校长，张峰青任校董会主任兼经理。三月，公议学生每人每年增收学费至2元。十月，校长去职，由谢楚藩代理。马日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中共湘中特委书记陈历坤三月来校晤镇学务主任李日章，邀集周维渥、颜霁、钟耀华、罗崇灏、吴镜清、余芳洲、谢翔霄、杨丽华密商后，于5月秘密聚集在大同镇小学女生部楼上筹建学校掩护革命问题。谢序仁老师多次会晤陈历坤。此后进步思想文化在学校师生中传播，激励青年进步，奔向革命征途。（《风雨沧桑九十年》，57页）
中共湘中特委虽然是在大同高小秘密成立的，特委的许多组成成员也同时是大同高小的教师，特别是后来成为大同高小校长的吴镜清、谢楚藩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由于他们白天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所以一般选在晚上集中于时荣桥的周家大院秘密集会，许多重大决策也是在这里集会时作出的。直到1928年9月新化新民中学成立后，才减少了在这里的聚会。
四、中共湘中特委遭到破坏的原因和过程
中共湘中特委成立之时，新化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成立清乡（清共）委员会，派兵清剿“共党”“共暴”“共嫌”，企图扑灭革命消灭共产党。8月，国民党新化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邹新藻被任命为县指委组织干事。面对敌人的猖狂“清乡”，陈历坤与邹新藻决定里应外合，进行反“清乡”。
1928年9月19日，国民党新化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张曼真接到邵阳县指委常务委员郑炳文的密函，意为3月在邵阳破获了一个共产党机关，在搜查出的名册上，有新化罗世谋、罗世炽的名字。张曼真急于邀功，当即派兵在新化毕家巷肖翕和堂客栈将罗世谋（共青团员）、罗世炽拘捕送交县“清乡”委员会审讯。9月21日，罗世谋表舅邹新藻以同乡、同学身份，带两块光洋去县长公署探监，用英语叮嘱罗世谋坚持到底不要供出同志以便徐图营救。
但是，罗世谋经不起酷刑叛变，供出了陈历坤是地下党负责人，同时称邹新藻等与陈历坤联系甚密。县长尹乐道和张曼真等当即决定派挨户团兵查封新民中学围捕陈历坤。9月30日夜，由于罗世谋叛变，县长尹乐道、省政府驻新化“清乡”督察员马成麒与张曼真会商决定，派挨户团枪兵查封新民中学，围捕陈历坤；同时，监视县指导委员会大门，不准县指导委员会成员自由出进，史称“陈历坤案件”。 10月1日，被挨户团兵监视的国民党县指委机关人声鼎沸，大家推邹新藻和李青萍赴省指委省政府，控告尹乐道和张曼真。在邹新藻、李青萍的要求下，省政府派陈颍心、省指委派党务视察员陈大榕、庶务干事袁志农于10月中旬来新化县调查，认定罗世谋所供纯属间述陈历坤之语。不想尹乐道并未因此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全县拘捕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将诱骗自首的几名叛徒口供通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并要求省指委逮捕邹新藻。
10月27日，国民党湖南省指委将邹新藻拘捕，关在陆军监狱。邹新藻虽多次经“踩竹杠”“麻绳吊指”“熏火烧背”“竹尖插指”等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1月9日，新化县署将此案件中被扣留下狱的人员派兵押往邵阳。下午,陈历坤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在县城西门岭,时年27岁。11月16日，钟毓华被转押至长沙，囚禁于陆军监狱，周维渥、刘荫仁被送到长沙受审监禁，经多方营救才出狱。吴镜清被迫辞去大同高小校长职务，谢翔霄遭到国民党迫害，被迫停教一年。
11月30日，省清乡督办署下令，将邹新藻等人移交省惩共法院处理。12月8日，国民党湖南省指委发出通告，开除新化县指委干事邹新藻、国民党锡矿山登记员黄承遇的党籍，之后，又相继改组了新化县指委和支持邹新藻的国民党长沙市党务指导委员会。
12月，中共湖南省委派石亦凡、彭汉卿来新化、锡矿山重建党组织，取道益阳时被反动派查获，未能到达。至此,湘中特委、锡矿山特区委停止活动。1929年1月11日，惩共法院判处邹新藻、黄承遇死刑，判处罗培吾、吴萼联、罗世炽等其他同案13人有期徒刑。1月12日下午2点，戴着脚镣手铐的邹新藻、黄承遇被执行枪决。
五、中共湘中特委的主要活动
（一）、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老虎岩游击支队，开辟板子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中共湖南省委派陈历坤来新化开展革命活动时，即明确指出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1928年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给刚成立的中共湘中特委以极大的鼓舞，陈历坤在联络失散的共产党员时，听说了板子山革命武装活动的情况，当即决定把开辟板子山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共湘中特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
板子山（今新邵县境内）为雪峰山支脉，绵延于邵阳、新化、隆回三县边界结合处。山峦迭嶂，群峰耸翠，地势险恶，沟壑纵横；北连海拔千米以上的天龙山、金龙山和大形山，东吞资江，远衔龙山；主峰铜鼓顶海拔 1227 米，其上有铜鼓岩，洞阔数丈，可以容纳百余人；北面八里处有老虎岩以及无名岩洞多处，大多深不可测。长期的封建统治与连年战乱造成的害群之马，便以板子山做为安营扎寨、据险行劫的巢穴。西面邵（阳）新（化）公路上的险隘牛山卡，东面资江的第一险滩——铜柱滩及青溪滩，便是土匪拦劫水陆商旅的场所，而铜鼓顶亦成了土匪号令集散之地。
早在中共湘中特委成立以前，中共地下共产党员周琨即在新田铺、龙口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被板子山老虎岩寨主刘彪劫持上山。刘见周琨有文化，胁迫其落草为寇。周琨决定将这支土匪队伍改造为革命队伍。1926冬，他与中共新化县特支书记周廷举取得联系，汇报了老虎岩的情况和改造土匪武装的设想，周廷举听后做了三点指示。根据周廷举的指示，他即派三哥周释痴上老虎岩。不久，老虎岩寨主刘彪与龙门洞寨主王冲为争夺女人发生火拼而丧命，众匪拥莫莉花为寨主，拥周释痴为副头领。由于周琨、周释痴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发生了质变，大多数匪兵倾向革命。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新化县特支派中共党员周维渥上山，1927年1月，根据特支的指示，将这支队伍命名为“老虎岩自卫纵队”，下设三个中队，周氏三兄弟成为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周维渥任政委，周琨任大队长，周释痴任副大队长兼参谋。1927年5月中旬，周琨按照周廷举的指示，率领老虎岩自卫纵队和大同区农协自卫军援攻长沙向蓝田方向进发，在金竹山木杉坳与陈光中（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营长）率领的反动军队发生激烈战斗，周琨沉着、冷静指挥战斗，勇敢地向敌人攻击，打退了反动军队的多次进攻。战斗中，有几位自卫队员身负重伤。为保存实力，趁着天黑，周琨指挥自卫队员利用熟悉的地形，迂回撤离，甩掉敌人，赶回大同镇。不久，受党的指示，老虎岩自卫纵队改为老虎岩游击支队，周琨担任支队长。1928年4月，中共湘中特委成立后，陈历坤多次往返于新化与大同镇之间，在时荣桥周家大院秘密集会，和湘中特委同志共同商讨发展大计，老虎岩游击支队即处于特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周琨率领游击支队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不断吸收队员，购买枪支弹药，为扩充实力到处奔波，多次率领游击支队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分财物，并进行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挨户团”和“还乡团”，建立了板子山地区革命根据地。
1928年初，周琨的三哥周释痴化装成小贩至武冈买枪，返回高沙时被捕，被押送邵阳，不久，在邵阳青龙桥被国民党砍头示众。周琨为三哥的惨死而异常悲愤，革命意志弥坚。但是敌人的魔爪正在悄悄向他伸展，周琨处于十分危急之中。叛徒又打听到周琨在时荣桥周家大院，设卖枪之计，诓骗周琨露面，乘机捕捉。国民党派两个排分别从大同镇和金竹山两路包围周家大院，当时形势十分危急，周琨让他的秘书先走，他在家中秘密火烧党的重要文件。烧完文件时，因无法逃脱，被迫躲入杂屋的木炭之中，当时国民党士兵没有搜到，准备撤走。此时叛徒又告密说：“没有走，周琨仍在周家大院。”敌军又重新包围周家大院，用刺刀乱刺，才将躲在木炭之中的周琨搜捕出来。周琨被捕后，很快被送到新化县城。中共湘中特委积极组织营救，派周维渥跑到峡山桥找到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刘慕贤，请他出面营救周琨，同时及时通知周琨的妻子胡凤章，胡凤章提前在新化县城的一个旅馆住下等刘慕贤人来。同时她请旅社的老板打听消息，旅社老板利用自己的关系得到准确消息后第二天大清早叫醒胡凤章，让她去城外西门岭去看看，当胡凤章和组织上的革命同志赶到牢房外围墙边时，远远地看到周琨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1928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初二）清晨，即将处决时，只听到周琨高喊：“你们国民党没有好下场的，一定会被共产党打倒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听到枪声时，胡凤章也晕了过去。
由于周释痴和周琨的不幸牺牲，周维渥被国民党通缉，被迫逃亡避难，和地下共产党员刘荫仁辗转多地从事活动，先后在湘中的新化、安化、锡矿山、邵阳等地，以不同身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老虎岩游击支队失去了党的直接领导，同时很多成员的革命意志本来就不坚定，他们又回到原来占山为王的时代，为邵阳解放初期的剿匪留下了隐患。
（二）、筹建学校掩护革命，联系失散中国共产党员，恢复党员组织关系
1928年6月初，陈历坤将新化县上梅镇望城坡仅有的几亩土地卖掉，并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租一所民房为校舍，办起了新民中学。陈历坤自任校长，并聘请中共党员罗培吾为教务主任，罗崇灏、颜霁、吴谋利等人为教员。9月初，新民中学正式开学。陈历坤一边办学，一边用“盛智森”、“施当武”等接头暗号与县内失去组织的同志进行联络。
当时，新化的革命形势极为紧张，国民党新化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伙同清乡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国民党党员登记。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陈历坤不得不装点学校门面，组织新民中学董事会。他将矿绅杨笃武、杨次伯、杨绍耘等列为基本校董，将县长、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县教育局长列为当然校董，把已经联系上恢复组织关系的革命同志安排为校董会成员。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革命同志，他又巧妙利用在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的关系，取得了新化县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袁拔群、袁士谬等人的信任，由他们介绍担保把这些共产党员同时登记成国民党员，这就是当时新化许多革命同志具有国共两党双重身份的由来。与此同时，陈历坤还装扮成阔老士绅，以征求办学意见为名，常与当权的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混在一起，了解全县清乡情况和国民党员登记程序，并向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功推荐邹新藻出任组织干事，黄承遇出任干事。
共产党员邹新藻、黄承遇在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分别担任组织干事和干事后，经过不懈努力，短短半个多月时间，陈历坤便和周维渥、钟毓华、颜霁等15名共产党员相互联保，正式登记成国民党员。既很好地保护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又极大地方便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
党的力量在新化逐渐增强以后，针对新的形势，陈历坤同志领导下的中共湘中特委又及时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出了下一步行动方案。第一，将国民党新化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张曼真去职挤走，掌控国民党新化县党部实权；第二，分派同志组织国民党各区党部；第三，分派同志办理各乡镇团防，充当队长，以便夺取武装，扩大影响。正当中共湘中特委按此行动方案积极推进落实取得一定成效时，不料，9月19日，张曼珍接到的一封邵阳密函，使形势急转直下。
